1924年5月，广州黄埔长洲岛，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等人共同推动的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由此出现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名字。
这所学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它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最初的办学目标并不只是训练战术军官，更是为改造旧式军队、培养革命力量服务。
当时的广州，政局复杂，军阀割据，地方部队各自为战。许多年轻人带着不同的政治理想来到黄埔，却在同一套军事训练中接受磨炼。课堂上讲兵法，操场上练队列，课余还要讨论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
周恩来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教育在这所学校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也是黄埔与旧式讲武堂不同的地方。它不只要求学员会打仗，还强调军队与民众、国家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有学员回忆，黄埔训练十分严格，稍有懈怠便会受到处罚。教官常说：“军人不能只靠勇气，还要懂得为什么而战。”这句话，后来被许多学员带进了各自的战场。
黄埔前六期，是讨论这所学校历史地位时最关键的范围。1927年以后，黄埔军校虽然仍在延续，但办学环境和政治性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军校逐渐成为国民党培养嫡系军官的重要渠道。
因此，历史上所说的“老黄埔”，通常主要指1924年至1927年间的前六期学员。他们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既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国民党左派、右派以及各种地方军事力量选送的青年。
第一期学员在1924年春入学，人数约六百余人。徐向前、陈赓、周士第、陈明仁等人，后来走上了不同道路，却都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记。徐向前成为开国元帅，陈赓成为开国大将，周士第、陈明仁则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这一期还有蒋先云、王尔琢、许继慎等革命者。他们中的不少人牺牲较早，未能等到革命胜利，但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黄埔一期的特点，是政治分化来得早，军事人才也最为集中。
黄埔二期人数少于后面几期，却同样出现了不少重要人物。周逸群、卢德铭、王一飞等人，后来成为早期革命武装和地方党组织中的骨干。国民党方面，邱清泉、郑介民等人也出自这一期。
到了第三期，学员数量明显增加。常乾坤后来成为人民空军建设的重要领导者，戴安澜、朱赤、周复等人则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或成名。王耀武、方先觉等人，也在抗战战场上担任过重要职务。
有意思的是，黄埔三期并没有形成单一的政治归宿。同一批校友，后来可能在不同战场相遇，甚至成为对手。这种复杂局面，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学校可以提供共同训练，却无法决定每个人最终选择的道路。
黄埔四期的影响尤其突出。林彪、萧克、郭化若、倪志亮、唐天际等人，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林彪成为开国元帅，萧克被授予开国上将，郭化若、倪志亮、唐天际则成为开国中将。
这一期还出了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赵尚志、谢晋元等人物。他们有的投身革命，有的坚持抗战，有的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牺牲。单从人员构成看，黄埔四期堪称国共双方军事人才最密集的群体之一。
第五期和第六期入学人数更多，学员来源也更加广泛。第五期中的许光达、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后来分别成为开国大将和开国上将。第六期则有罗瑞卿、郭天民、陈伯钧、王诤、莫文骅等人，其中罗瑞卿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
第六期学员还包括赵一曼、邓萍、王良、姚子青、易安华等抗日英烈。有人在东北坚持抗战，有人在长城、淞沪、南京等战场浴血奋战，也有人在红军创建时期承担过重要任务。黄埔的军事训练，最终被带到了不同性质的军队和不同方向的战场。
按照流传较广的统计口径，黄埔前六期学员中，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有徐向前、林彪两人；开国大将有陈赓、许光达、罗瑞卿三人；开国上将八人，开国中将九人。若把国民党方面授予的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和中将一并计算，便形成了“2位元帅、28位上将、169位中将”的说法。
这个数字需要注意统计范围。不同资料对“黄埔生”的认定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按正式毕业生计算，有的把并入学员、特训班人员和同期受训军官纳入；部分人物还存在军衔授予时间、职务等级与后来的追认问题。因此，数字适合用来观察人才规模，不宜当作毫无争议的精确名册。
但无论采用哪一种统计方式，黄埔军校前六期人才辈出的事实都难以否认。它培养的并非一支政治立场完全相同的军官队伍，而是一代被战争推向历史中心的青年军人。
他们后来分属不同阵营，经历北伐、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同一片土地上反复交锋。黄埔校门提供了起点，却没有替他们写好结局。真正决定这些人历史位置的，是此后各自选择的道路，以及他们在战场和政治风云中的实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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