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江西瑞金，朱德、周恩来等人重新整顿红一方面军总部，一份份人员名册随军令下发到各部队。名册上的职务有军团长、师长、团长，也有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许多人后来成为开国将帅，也有19人倒在了中央苏区、长征路和南方游击战场上。
红一方面军并不是一支从头到尾编制不变的部队。它以红四军、红五军等部队为基础，在赣南、闽西斗争中逐渐壮大，先后经历长沙战役、赣州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随着部队扩充，总部、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以及直属部队，构成了中央红军的骨干力量。
总部系统中，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叶剑英负责参谋工作，王稼祥、袁国平等人承担政治工作。张云逸、刘伯承、钱壮飞、叶季壮、王诤等，也分别活跃在参谋、保卫、供给和通信岗位。
有意思的是，红军高级干部并不只是冲锋陷阵的指挥员。政治宣传、情报保卫、后勤供给，同样决定着部队能否长期作战。袁国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宣传组织和政治动员方面经验丰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袁国平年仅28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部队情绪一度低落，他和彭德怀一起做了大量政治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在突围过程中牺牲，年仅35岁。
总部名单里，还有“龙潭三杰”之一胡底。顾顺章叛变后，胡底的身份暴露，无法继续从事原有的情报工作，便转入苏区，担任红军俱乐部部长。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排挤，同年在长征途中被杀害，年仅30岁。
李韶九的经历则更为复杂。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后来担任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由于肃反工作中出现扩大化问题，他受到组织处分，此后仍被安排到地方和部队工作。1935年，他在闽粤赣边区战斗中牺牲，时年31岁。
红一军团是方面军最重要的突击力量之一。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罗荣桓负责政治部工作。这个军团下辖红三军、红四军等部队，杨得志、李聚奎、陈光、刘亚楼、杨成武等人，都曾在其中担任团、师或军级职务。
许多年轻干部正是在团一级岗位上被推到战场最前沿。沈联雄曾任团政委，1933年参加草台岗战斗时中弹牺牲，年仅22岁。柯武东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负伤，牺牲时只有25岁。刘作述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1930年牺牲，同样是25岁。
张赤男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干部，1932年率部攻打大余新城时遭遇敌军增援，中冷枪牺牲，年仅26岁。红四军第11师师长刘海云，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后来在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中阵亡。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领导，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贺昌等人负责政治工作。红五军及其所属部队中，洪超、彭绍辉、黄克诚、李志民、彭雪枫等人先后担任重要职务，构成了中央红军另一支作战主力。
红五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余筠，原为旧军队人员，加入红军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1933年夏，他在战斗中牺牲。黄云桥参加过赣州、长沙等战役，1932年攻打寻乌时阵亡，年仅29岁。
彭遨是红五军中的勇将，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1933年2月南丰战斗中，他中弹牺牲，年仅30岁。与他搭档的谢翰文，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和后勤工作，后来担任八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在反“扫荡”突围中牺牲，时年38岁。
红五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发展而来，董振堂、赵博生、刘伯坚等人是这一系统的代表。王树亚曾任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师长，1933年黄陂、草台岗战役期间牺牲，年仅26岁。许卓参加过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1934年到粤赣地区开展工作时遭袭牺牲，年仅27岁。
方面军直属部队中，红十一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同样留下了不少名字。吕振球曾任红十一军政委，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干部，后来在1946年鄂西北解放战争中牺牲。刘连标长期在赣南工作，1935年在长汀战斗中阵亡；刘振亚参加过宁都起义，1935年在遵义一带作战时牺牲。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处境更加艰苦。黄益善留守闽赣地区，连续作战半年多，1935年4月在突围战斗中牺牲，年仅36岁。加上袁国平、胡底、顾正钧、李韶九、柯武东、刘作述、沈联雄、张赤男、刘海云、余筠、黄云桥、彭遨、谢翰文、王树亚、许卓、吕振球、黄益善、刘连标、刘振亚，这19人，组成了这份名单中最沉重的一页。
这些干部的职务有高有低，经历各不相同，有人出身黄埔，有人来自旧军队，有人曾领导农民运动，也有人专门负责卫生、情报和后勤。他们共同经历的，并不是一条平顺的晋升道路，而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一次次被推向最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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