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始终得围绕两个字来展开，就是标题含有的赔与赚，企业只赔不赚走不远，只赚不赔则不能久立。做文化企业尤其如此，注重的是赔与赚的平衡。在五笔字型输入法里，这两个字的输入只在第三笔有不同。就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不同的结局。有近代出版以来，便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
亚东图书馆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首先，亚东人知道自己做出版，有一种文化责任。亚东的主人汪孟邹曾总结亚东的文化努力：“亚东并非富商投资专以牟利的企业，而是有志于文化事业者努力的结果。所以在出版方面，就从不以图利为第一与唯一的标准。” [1]其次，亚东也一直在赔与赚之间挣扎。虽然曾经红火过，但亚东在经济上一直处于窘迫状态。在开张时期不免惨淡经营，汪孟邹不时需要从芜湖科学图书社调剂资金，在有一定起色后也时不时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章士钊差不多从亚东创业起就一直帮着老友汪孟邹提供资金和担保，故亚东欠章士钊债务最多。为解资金之困，陈独秀和汪孟邹两人还专程到北京去筹集资金。就是黄金时期亚东的标点小说时兴后，也遇到效仿与盗印尤其是所谓“一折八扣”书，严重影响了亚东的收益。到后期更是国运维艰，亚东的营业随之更是惨淡，甚至连重印《胡适文存》的资金都无力解决，胡适也多次请银行为亚东贷款以为周转。总体而言，亚东在经济状况上始终处于艰难维持状态，“付版税给作者拖拖拉拉”，好在胡适很能体谅：“亚东上月不曾寄钱给我，想系夏季钱紧之故”。[2]汪孟邹经营亚东最深切的体会可能在于艰难困苦，他经常谈到书业的困难，感叹过“哪里有这样容易的事情！你们要晓得，钱，难如登天啊！”又感叹“出书比造铁路还难”。在亚东的经营艰难上，他说得更具体：“我们销场很大的书，在出版后不久便到处有人盗印翻版和，……而且又有什么‘一折八扣’本出现，所以我们的销场也突退了下来。……我们历年来出了一百多种书，只有十分之二三的销路还好。自从盗印翻版……我们便很难立足了。”“我们不能不努力挣扎。”[3]“努力挣扎”这四个字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出版业尤其是中小出版业的艰难。其三，不过难归难，汪孟邹始终如一地坚守了四五十年。他想的办法之一是在经营上十分注意节俭，亚东贵在坚持文化价值理念与企业经营理念的平衡。他说：“亚东图书馆竟能历千磨万折而犹存，这是不能不引以自慰的事。”[4]也就是说，亚东的经营大体上总是在平衡线上走。
亚东是经营比较困难的企业，再看几家经营得比较好的。
由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也就是能够赚钱的杂志，他们在赔与赚的处理上可能更有特色更为典型。韬奋写过一篇《赚钱干什么》的文章，专门谈到《生活》杂志立定了要赚钱的方针，但却把赚来的钱全部用到了事业上，包括把支出的稿酬做到全国杂志之最。他说：“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这种种开销的钱从哪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5]主动将赚的钱去干事业里面赔，这是重要的工作方法与事业境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
经营上要做到赔与赚的平衡，尤其要注重的是动态的和辩证的平衡。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总体平衡。
老商务人熟谙赚与赔的动态与辩证平衡。这家老商务无疑是旧时最赚钱的出版企业。老商务人在赔与赚之间也经历了自己的摸索，才找到一条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商务也经历过只重赚钱的路，引起过社会的批评。甚至张元济老友蔡元培在一封信中也说：“而商务之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盈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且为数年以后之销路计，亦可谓短视矣。”[6]但商务之高明在于它有自己的纠错机制，很快确立了自己在赚与赔之间的平衡法则。一是对某些门类图书或个别品种的图书，能够采行“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的原则。二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和兴起，商务高层终于摸索到这样的总体思路和总原则，即“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营业主义”。商务创造辉煌与他们在赔与赚之间做到了动态的和辩证的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以出版《观察》周刊出名的储安平，也找到了赚与赔之间的动态与辩证平衡。在做周刊的同时，他出版了一套“观察丛书”，计15种。他出这套丛书的意图，一是为手上有著作的刊物作者提供出版机会和服务，二是以周刊的赢利来养丛书为消沉的出版界注入一点生气。他是不打算以这套丛书来赢利的。这套书在当时很畅销，但由于售价很低，只能赔钱。这也是一种生意法。从丛书来说是赔本的，但从整个周刊来看是以刊养书，并不是赔。如储所言：“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但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从这个事例看，赔与赚可以是纯粹经济的考量，也可以经济与文化的综合考量，即经济上赔与社会影响上赚。
储安平主编的《观察》
在按赚钱的路子走的时代，始终不忘还有文化的初心，也是一种赔与赚的辩证平衡。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据说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特发社评，主笔者张季鸾在社评中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这也是赔与赚的另一种境界和另一种说法。
学者也有注意到出版商家的赔与赚问题的，知道出版商需要有赢利，也需要有社会声誉。1936年4月，傅斯年曾建议商务印书馆影印北平公家藏书，因为商务原出版《四库丛刊》都是依据所搜集的南北私家藏书印制的。傅斯年说，北平“公家所藏，名声较大，故宫之菁华，北平图书馆之秘籍，未尝不可号召，在日本及西土尤动听闻。此事就事业论，就生意经论，皆有意思。”显然，傅斯年希望以他对事业与生意两个维度做出的判断，来影响商务做出有关决策。
以上所说民国故事，对于今日之出版业也是有借鉴意义的，赔与赚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如今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不同的表达。在今天仍然有人在继续着赚与赔的动态与辩证平衡。连学界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沈昌文的《书商旧梦》记写了一件旧事，那是一九九三年初的一天清晨五六点钟光景，他甚至尚未起床就接到许国璋教授一个电话，用非常恳切的语调说：“我看你这人办出版社多年，总是不谈经济，只说文化，这么下去过得下日子吗？”然后，用非常郑重的口气说：“昌文，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没钱是干不成文化事业的！”这句话对听者如同醍醐灌顶。确实在今天仍然有一个文化与商务的平衡，也就是赔与赚的平衡。当然绝对平衡是很难做到的，总体平衡是必须的。比如在每一册书上是不是都要做到平衡，恐怕要有赔钱也要出的考虑，是相当多的出版人的一种共同策略。女作家赵清阁曾将自己保藏的一部分名作家书信，编成一部《沧海往事》的书信集，赵清阁去世多年仍未能出版。有关报纸发布了消息后，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人认为出版这部书责无旁贷，即便赔本也应该将其出版。此书终于问世。从这个事例看，赔与赚的平衡，不光是编辑，更是编辑负责人的工作思路与艺术。
将历史上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如这一套赔与赚的平衡术，正是当今出版的商业原则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我甚至想，一个社要达成赔与赚的平衡，也应该允许个体的编辑在总体盈利的情形下，出几本自己想出的赔钱好书，这应该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之下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汪孟邹 ：《亚东图书馆》，《申报》1939年1月2日。
[2]胡适致章希吕书，1924年9月2日，见章飚等编：《胡适家书手迹》，东方出版社，1997年。
[3]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简史》，载汪原放著：《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
[4]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申报》1939年1月2日。
[5]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8-149页。
[6]王世儒编 高平叔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
【5】
【6】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近代出版史论》等书。
【责任编辑：秦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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