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临安秦桧府邸，六十六岁的秦桧已经卧病不起。府中人来人往，却都压低声音，生怕惊扰这位权倾朝野的宰相。此时距离他去世，只剩下不到一个月。
关于秦桧临终前收到密信、看完突然晕倒的故事，民间传说很多，后世笔记也不断添枝加叶。但严格说来，现存正史并没有一封内容明确、经过完整记载的“密信”。真正有史料依据的，是秦桧病重期间仍在操持政务，并试图为秦家安排身后局面。
秦桧晚年的身体状况并不好。长期处理政务，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绷，使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可他并没有因此放下权力。朝廷各地的章奏，往往仍要经过他的手，很多事情若不合心意，便很难顺利送到宋高宗赵构面前。
这不是单纯的勤政。
秦桧更在意的，是自己死后会不会遭到清算。绍兴和议之后，他凭借宋金关系与朝廷秩序，牢牢控制着官场。反对议和、曾经得罪过他的官员，几乎都被排挤、贬谪，甚至遭受牢狱之灾。
其中，赵鼎、张浚、胡铨等人，都是秦桧长期防范的对象。赵鼎早已被逼得忧愤而死，张浚退居地方，胡铨则长期受到压制。秦桧并不满足于让这些人暂时失势，他担心自己死后，他们的声望会重新抬头。
绍兴二十五年，赵鼎之子赵汾卷入一桩案件。宗室赵令衿因评论秦桧家庙一事，被指为讥讪。赵令衿即将被贬往汀州时，赵汾为他设酒送行，又赠送路费，这本是亲友之间的寻常举动，却被秦桧视为可以深挖的线索。
秦桧随即授意亲信审理赵汾，企图把案件扩大，牵连张浚、李光、胡铨等一批政敌。审讯持续数日，赵汾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承认所谓“谋逆”。
有意思的是，秦桧越是急于定案，越说明他心里明白，这些罪名本来就站不住脚。他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一份能够交差的供状。
据相关记载，负责审讯的官员迟迟拿不到口供，便采取了伪造的办法。那份所谓供状送到秦桧手中时，秦桧已经病得很重，却仍打算亲自修改文字，继续把案件做实。权力到了这种地步，连一张假供状都能成为决定他人命运的工具。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后世传说中的“密信”出现了。有人把它写成政敌揭露阴谋，有人说信中列出了秦桧死后朝廷将发生的变化，还有人描绘秦桧看信后惊惧倒地。
这些情节很有戏剧性，却不能当作确凿史实。可以确定的是，秦桧在处理案件时突然病倒，随后病势迅速加重。至于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史料没有留下答案。
秦桧清醒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他多次请求致仕，还让儿子秦熺参与上奏。表面看，这是父子同时退职；实际上，秦桧想借此试探宋高宗，推动秦熺接替自己的位置。
秦熺也确实向高宗试探过：“臣父倘有不测，他日继臣父后任，应属何人？”高宗没有顺着这个话题回答，只说：“此事卿不当与。”这句话分量很重，等于明确告诉秦家，宰相人选不是你们父子能够安排的。
宋高宗亲自到秦府探病时，秦桧已经不能正常说话，只能以眼神示意。高宗见状，赐下随身红帕让他拭泪。这个场面看似凄凉，背后却藏着君臣之间极复杂的关系：高宗曾倚重秦桧，却也长期担心秦桧权势过盛。
秦桧死前留下遗表，仍不忘劝告高宗坚持与金国的和议，警惕所谓“邪党”动摇国是。直到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仍是政治路线和家族权势，而不是此前被迫害者的命运。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死于临安府第，终年六十六岁。秦桧死讯传入宫中后，《宋史》记载，宋高宗对杨沂中说：“朕今日始免于膝裤中带匕首了。”这句话未必是临场原话，却准确反映了高宗当时的心理：秦桧活着，皇帝始终感到身边有一把看不见的刀。
秦桧死后，秦熺很快失势，朝廷也开始起用部分受压制的官员。不过，高宗并未立即彻底否定秦桧，因为议和政策同样有他自己的责任。若全面清算秦桧，也等于承认自己多年来的决策出了问题。
因此，秦桧死后，朝廷一度仍对他有所回护。直到宋孝宗时期，政治风向才明显改变。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秦桧被追夺王爵，改谥“谬丑”。
所谓密信，或许只是后人为了说明秦桧临终惊惧而塑造的情节。真正让他倒下的，并不是一封信的神秘力量，而是病重、权力失控，以及他亲手建立的政治体系在身后迅速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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