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北京紫禁城内，少年康熙刚刚擒住鳌拜，朝廷随即开始清算鳌拜党羽。此时的康熙只有十四岁，真正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权臣的倒台，还有盘根错节的满洲勋贵集团。
议罪名单中，班布尔善和遏必隆都十分醒目。前者是努尔哈赤之孙，后者是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子。按诸王、贝勒和九卿会议的意见，班布尔善革除宗籍，处以绞刑；遏必隆同样被列入重罪范围。
结果却出现了差别。
班布尔善很快被处死，遏必隆则没有走上刑场，只是被革职、夺爵并受到拘禁。这个处理看起来颇不公平：班布尔善毕竟是爱新觉罗氏宗室，遏必隆却只是异姓大臣。康熙为何对伯父不留情，对遏必隆却留下余地？
关键不在血缘，而在分量。
班布尔善的身份虽然尊贵，实际政治资本却相当有限。他的父亲塔拜是努尔哈赤庶出之子，地位并不突出。班布尔善后来虽有军功，所获爵位也不过是辅国公一类。
杀掉这样一名宗室，影响主要局限于宗室内部。更何况班布尔善长期依附鳌拜，参与议政，罪名清楚，康熙处理他，既能显示整顿朝纲的决心，也不至于牵动太多外部力量。
遏必隆则完全不同。
他的父亲额亦都，是努尔哈赤早期最重要的军事伙伴之一。额亦都很早便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天命六年，也就是1621年，额亦都去世。皇太极即位后，又将他追封为弘毅公，并配享太庙。
这不是普通的勋臣待遇。
额亦都家族在清初军政体系中的地位极高。其子图尔格、伊尔登等人都曾建立战功，遏必隆虽然个人才能并不算突出，却继承了这个家族的政治声望。顺治帝去世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共同辅政，遏必隆能够列名其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代表着钮钴禄氏这一支强大的勋贵势力。
还有一层关系不能忽视。
遏必隆的母亲是努尔哈赤之女，因此他既是额亦都的儿子，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外孙。这样的身份，使他在满洲贵族中拥有特殊位置。严格说，他不是普通的异姓大臣，而是连接皇室与功臣集团的一条纽带。
康熙亲自审理鳌拜之后，曾有人替遏必隆求情。少年皇帝心里很清楚，遏必隆不是没有罪。
“他难道没有参与鳌拜之事吗？”
大臣只能回答：“确有附从之过，但其家世勋望，关系朝廷根本。”
这几句对话未必是原话，却点出了当时的政治困境。遏必隆的问题，不只是依附鳌拜，还涉及顺治年间的圈地争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反对扩大圈地，最终被鳌拜集团借机处置。遏必隆在这场案件中没有坚持原则，至少负有附从之责。
所以，他不是无罪可免，而是罪责与处置方式之间，需要作出权衡。
当时的清朝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意清洗所有勋贵。入关时间不长，满洲人口有限，八旗贵族既是统治者，也是军队和地方控制的骨架。朝廷需要依靠的异姓功臣家族并不多，钮钴禄氏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
康熙八年，南方仍有抗清力量，三藩势力也在地方坐大。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表面上接受朝廷节制，实际上各有军队和地盘。此时若把额亦都的儿子处死，震动的不会只是遏必隆一家。
钮钴禄氏中，拉哈达担任吏部尚书，并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瓦岱后来也在平定三藩过程中担任重要将领。遏必隆如果被杀，家族成员未必立刻反叛，却很可能对朝廷产生强烈不满。其他勋贵也会重新估量自身处境。
这便是康熙无法只按“同罪同罚”处理的原因。
有人会说，康熙已经擒住鳌拜，为什么还要顾忌遏必隆？问题在于，鳌拜是权臣，钮钴禄氏却是整个勋贵集团的一部分。除掉鳌拜，是为了收回皇权；处死遏必隆，则可能被理解为清算开国功臣之后。
两者性质并不相同。
更值得一提的是，遏必隆后来并未彻底失势。康熙九年，朝廷恢复其一等公爵，诏书中特别提到他是“世祖顾命大臣”，又是“勋臣额亦都之子”。这道谕旨已经说明，朝廷惩罚的是他的行为，却没有打算抹掉钮钴禄氏的家族地位。
遏必隆于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4年去世。康熙十年，他的女儿钮祜禄氏被册立为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康熙二十年，另一女儿被封为温僖贵妃。家族与皇室之间的联系，反而进一步加深。
遏必隆生前使用的佩刀，后来被收藏于宫中，称为“遏必隆刀”。乾隆时期，讷亲出征金川，曾获赐此刀；咸丰年间，赛尚阿领军应对广西金田起义，也曾得到类似的政治性赏赐。
刀是旧物，真正被保留下来的，是额亦都一系的功勋名望。康熙没有让遏必隆免罪，也没有让他以死抵罪，而是选择了夺爵、拘禁、随后恢复待遇。这种处理，既是对鳌拜集团的交代，也是对钮钴禄氏的安抚。
说到底，康熙不是杀不了遏必隆，而是当时杀掉他，代价很可能超过了处死一名罪臣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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