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叫陈秀娥，在我们桃溪村，她的名字比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出名。

我爸走那年我才八岁，我妈三十二。我记得出殡那天下了小雨，我妈穿一身黑布衣裳站在棺材旁边，脸上没多少泪，就是嘴唇抿得发白，眼眶凹下去两团青。村里人来了大半，男男女女挤在院子里，好些婶子拉着我妈的手说"秀娥你可要挺住"，我妈就点点头，声音平平的："我没事，还有孩子呢。"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漂亮寡妇"，只知道我妈跟别人家的妈不一样。人家妈下地回来脸上全是土，我妈下地回来脸上还是干干净净的，头发在脑后盘个髻，碎头发用卡子别得整整齐齐。她一米六五的个头在村里女人里头算高的，腰板直，走路步子稳，远远看过去跟画报上的人似的。

我爸走之后头一个月，夜里还好好的。第二个月开始，我半夜醒了，总能听见院子外头有动静。有人咳嗽，有人走路踩碎枯枝，有时候还听见压着嗓子喊"秀娥——秀娥——"。声音拖得长长的，跟猫叫春一样。

我吓得缩在被子里不敢出声，过了会儿就听见我妈起来了。她也不开灯，摸着黑走到堂屋门口，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一句："谁在外头？早点回去睡吧，明儿还要上工呢。"

外头就安静了，脚步声远了，院门轻轻响一声。

我问过我妈："妈，晚上谁在门口啊？"

我妈把我被子往上掖了掖，拍了拍我后背："是风，风吹树枝刮着门了。睡吧。"

我不信，但也没再问。

后来那半年，半夜来人这事儿就没断过。有时候是隔壁二柱叔，跟我爸一起扛过活的，白天见了我还摸摸我的头，到了晚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有时候是村东头卖豆腐的老光棍刘三，骑个二八大杠在门口兜圈子，车铃叮铃铃响；最离谱的一回是村支书赵大宝，喝多了直接砸门，嗓门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秀娥你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那天晚上我妈没出去，她坐在堂屋里，煤油灯搁在八仙桌上，一豆火苗跳啊跳的。她手里攥着一把剪刀，指节发白，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外头声音没了。

我在里屋隔着门缝看，看见灯光把她影子投在墙上，又瘦又长，像一棵风里站着的树。她手里的剪刀尖儿对着门的方向，亮亮的，一晃一晃。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妈照样给我煮粥煮鸡蛋，送我上学。路上碰见赵大宝的老婆秀兰婶，我妈还跟人家笑着打招呼。秀兰婶看我妈的眼神里有东西，说不上来，像是恨又像是可怜。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村里开始有怪事了。

先是二柱叔家的猪圈，半夜忽然塌了，三头猪跑出去把村西头刘婶的菜地拱了个稀巴烂。二柱叔第二天早起去修猪圈，从土堆里翻出来一个布人，身上扎满了缝衣针。他没吭声，悄悄把那布人埋到了后山。

再是刘三的豆腐摊，连着三天早上起来发现卤水桶里漂着一把干艾草。艾草在我们这儿是驱邪的，谁家小孩受惊了才点艾草熏屋子。刘三脸都绿了，逢人就说"有人咒我"，但具体谁咒的，他也说不清。

然后是赵大宝。有一天晚上他又喝多了往我家跑，路过村口石桥的时候，桥面上不知道被谁泼了桐油，他连人带自行车滑出去五六米，摔进了旁边的干水沟里，腿折了，在家躺了仨月。村里人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句话不说，脸黑得像锅底。

这些事儿村里人私底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家"不干净"，有人说我妈"背后有人"，还有人说得更玄乎，说是我爸的魂儿没走，守着院子不让别人进门。

我当时小，听着这些话又怕又好奇。有一回我问我妈："妈，二柱叔家的猪圈咋塌的？"

我妈正在灶台前擀面条，手没停，面杖在案板上滚得均匀有力："谁知道呢，年久失修呗。"

"那刘三叔豆腐桶里为啥有艾草？"

我妈把擀好的面皮切成细条，撒了把干面粉抖了抖："村里小孩调皮，捣蛋呢。"

"赵大宝叔摔沟里呢？"

我妈顿了一下，把切好的面条下进滚水里，拿筷子搅了搅，热气扑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在雾气里模糊了一瞬。

"夜路走多了，总会摔跤的。"她说。

她端面条上桌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劲儿，像是硬撑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安排好了的笃定。我低头吸溜面条，没再问。

真正让我琢磨过味儿来的，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回帮妈收拾杂物房，在墙角一个旧木箱子底下翻出一包东西。油纸裹着的，打开来，里头是干艾草、一小瓶桐油、还有几根缝衣针。针码得整整齐齐，用红线缠着。

我蹲在那儿愣了好半天。那包东西的味道我熟悉，干艾草呛呛的，桐油涩涩的，混在一块儿就是那年怪事发生时候弥漫在村里的一种若有若无的味儿。

我妈从外头进来，看见我蹲在那儿，手里捧着那包东西，她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了。她走过来，慢慢蹲下来，从我手里把那包东西接过去，重新用油纸裹好，放回木箱子底下，动作很轻很慢，像在做一件该做的事。

"妈，这些东西……"

她没看我，声音平平的："收好了，别跟外人说。"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那些碎片忽然全都拼到一块儿了。半夜敲门的人，二柱叔猪圈里埋的布人，刘三豆腐桶里的干艾草，赵大宝摔断腿那晚桥面上的桐油——那些被村里人说是"怪事"的东西，那一件件一桩桩，全是她的手笔。

我站在杂物房里，看着她蹲在那儿把木箱子盖好，她后颈那截皮肤白白的，头发里面已经藏了几根银丝。她直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冲我笑了笑，那笑容跟每天早上给我煮粥时的没什么两样。

"走了，饭好了。"

我没动，喉咙里堵着一大团东西，酸酸涨涨的。她拉住我的手腕往外走，她的手还是那么暖和，掌心粗糙，是这些年一个人种地、喂猪、洗衣裳磨出来的。

那天晚饭我们吃得很安静。她给我夹了块红烧肉，自己就着咸菜喝粥。我扒着碗里的米粒，忽然开口说："妈，赵大宝叔那腿……"

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放下筷子，慢慢喝了一口水。

"小树，"她叫我小名，语气平平的，"妈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活，没人撑腰，就得自己给自个儿撑。他们白天是人，晚上是狼，我不吓唬住他们，咱娘俩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一点狠劲儿都没有，就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平常常。可就是这种平平常常的语气，让我鼻头猛地一酸，差点没忍住。

从那天起，半夜我家再也没来过人。二柱叔见了我妈远远就绕道，刘三的豆腐摊搬去了镇上，赵大宝见了谁都躲着走，跟霜打的茄子似的。村里人还是偶尔议论那些"怪事"，有人说我家有"东西"护着，有人说我妈命硬克人。说啥的都有，我妈一概不理，照常下地干活、上街买菜、给我纳鞋底。

后来我长大了，考上县里的高中，又考了省城的大学。离家那天我妈送我到村口，她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还是盘得整整齐齐。我回头看她，她冲我摆摆手："走吧，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

我转身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她还站在那里，阳光透过槐树叶子洒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她看见我回头，又摆了摆手，嘴角翘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妈其实一点也不瘦。她站在那儿，腰板挺直，影子投在地上，稳稳当当的，像一堵我永远可以靠上去的墙。

大学放暑假回去，有一回晚上我俩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很大很圆，蛐蛐在墙根底下叫。我忽然问她："妈，当年那些……你不怕吗？"

她摇着蒲扇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摇，扇出来的风凉丝丝的。"怕啊，"她说，"咋不怕。但怕也得做。"

"你想过没有，万一被人发现了咋办？"

她想了想，蒲扇在膝盖上轻轻拍了一下："发现了就发现了。大不了不在这个村待了，我带着你换个地方，照样能把日子过下去。"

她说得轻描淡写的，好像搬家就是换件衣裳那么简单。可我忽然想起那些年她一个人半夜起来守门、一个人摸黑去二柱叔家猪圈埋布人、一个人把桐油泼在石桥上。她所有的"不怕"，底下都是咬牙硬撑的"怕"。但她从来没让我看见过。

那天晚上月亮亮得晃眼，我妈靠在竹椅上，眼睛微微眯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摇。我看着她侧脸上那些细细的皱纹，忽然觉得，这世上最好看的女人，不是画报上那些穿裙子抹口红的，是我妈这样的。

她一个人把黑夜里的那些"狼"，一个一个收拾得服服帖帖，就为了让我在每个天亮之后，能安安稳稳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喝一碗她煮的热粥。

我妈一辈子没再嫁。村里人都说她"心气高"，其实我知道，她不是心气高，她是怕。怕再来一个男人，半夜又有人敲门。她好不容易把那些门都挡上了，不会再开第二次。

工作之后我接她来城里住，她住了俩月就闹着要回去，说城里楼房憋得慌，不如村里院子敞亮。我拗不过她，送她回了村。

那天傍晚我陪她在村口散步，路过那棵老槐树，她停下来看了看，忽然笑着说："当年你走的时候，也是这棵树底下。那时候你还瘦得跟个猴似的，现在壮实了。"

我看着她，晚风吹起她鬓角的白头发，她伸手拢了拢，那动作跟当年一模一样。

"妈，"我说，"以后谁要是再半夜敲咱家门，你跟我说，我回来收拾他。"

我妈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伸手拍了我后脑勺一下，轻飘飘的："现在谁还敢来？你妈的名声早就在外头了。"

她说完就往前走，步子还是稳稳的，腰板还是直直的。

我跟在她后头，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从槐树底下一直延伸到村道拐弯的地方。

那影子一晃一晃的，稳稳当当。

跟我八岁那年半夜从门缝里看见的那个影子，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