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止(1078—1161),字行简,号太简居士,湖州归安(今浙江湖州)人。他是南北宋之交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刘一止七岁能文,早年试太学即有才名。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登进士第,从此步入仕途。绍兴初年,受宋高宗赏识亲擢,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要职。他为官刚正,屡次上书指陈时弊,因忤逆权相秦桧而两次被罢免奉祠,闲居十余年。秦桧死后虽被再度召用,但以病力辞,最终以敷文阁直学士致仕。绍兴三十年(1161年)卒,年八十二。

文学上,刘一止博学多才,为文敏捷。其文章推本经术,出入韩愈、柳宗元之间,不效世俗纤巧刻琢;诗歌寓意高远,自成一家,为同时代诗人吕本中、陈与义所叹赏,称其诗“语不自人间来也”。词作亦工,其《喜迁莺·晓行》一词尤为著名,时人因此称他为“刘晓行”。著有《苕溪集》(初名《非有斋类稿》)五十五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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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故人二首丁卯年九月二十二日梦中得之 其一 宋 · 刘一止

平生事业较粗疏,晚岁欣陪谢幼舆。

林下商量好消息,不须嵇子绝交书。

刘一止开篇自谦,说自己半生功业粗率,这并非妄语,而是宦海浮沉后的真实感悟。他欣然以东晋名士谢幼舆(谢鲲)自比,谢鲲以“一丘一壑”自诩,寄情山水,这正是诗人晚年的人生镜像。

最妙的是后两句:“林下商量好消息”,这“好消息”耐人寻味,或许是禅机顿悟,或许是放下执念的心得。既然已得此中真意,又何须像嵇康那样写下愤世嫉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呢?此诗妙用对比,以谢鲲的旷达消解了嵇康的孤愤,暗示真正的隐逸不在于形式上的决绝,而在于内心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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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故人二首丁卯年九月二十二日梦中得之 其二 宋 · 刘一止

目前得已便休休,事业何曾有到头。

客问函三孰为一,月明风静好清秋。

此诗更近禅理。“得已便休休”是人生大智慧,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停止,方能得大自在。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世间事业永无止境,若一味追逐,只会沦为物役。

“客问函三孰为一”,此处用了道家典故,“函三”指天、地、人三才之道。诗人不直接回答这个哲学难题,而是以“月明风静好清秋”作答。这既是写景,更是答意:何必强求“一”的抽象概念?当下的清风明月、澄明秋色,便是那“一”的具象化呈现。全诗由虚入实,将深邃的哲理化入一片清朗的自然景象中,大有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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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徐次游通判小隐堂二首 其一 宋 · 刘一止

遮藏得到中兴日,觞咏仍陪小隐仙。

曲径画栏春几许,竹花人月四婵娟。

此诗是题赠之作,却写得风雅异常。“遮藏”二字,既指小隐堂的幽深景致,也暗含通判徐次游在乱世中保全气节的深意。如今山河“中兴”,得以在此与“小隐仙”徐次游诗酒唱和,实乃幸事。

最精妙的是结句,“竹花人月”四者,皆称“婵娟”。竹之秀美,花之娇艳,人之风雅,月之皎洁,四美并臻,光影交错。诗人巧用“四婵娟”并列,打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观景模式,将物、我、自然、人文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圆满自足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对园林景致的赞美,更是对主人精神境界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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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徐次游通判小隐堂二首 其二 宋 · 刘一止

一时药笼召参朮,何事全家傍翠微。

勿谓小山招不出,太平须要隐人归。

此诗笔锋一转,由赞美隐逸转向了热切的呼唤。“药笼召参朮”是一个极为妥帖的比喻,国家好似巨大的药笼,急需人参、白术这样的良材来医治时弊。诗人反问:为何徐次游全家都要隐于这青山翠微之间呢?

“勿谓小山招不出”,这里反用淮南小山《招隐士》的典故,古人说“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诗人却说不要认为隐士招不回来。因为“太平须要隐人归”——当国家需要重建太平盛世时,真正的隐士应当主动出山,贡献才智。这一句堪称全篇点睛之笔,它打破了隐逸诗纯粹避世的基调,赋予了出世与入世以新的时代内涵:最高的隐逸,或许正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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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与入世的二重奏

这四首诗放在一起对比赏读,趣味无穷。前两首《和故人》更像诗人的内心独白,侧重个人精神的安顿。他借谢幼舆、嵇康等历史人物,完成了自我说服,追求的是一种勘破世情后的身心自由,其情调是向内收敛的,主张“休休”与“放下”。

后两首《题小隐堂》则是应酬赠答,视角转向外部社会。虽然也极力描绘隐逸之美,但最终落脚点却是“太平须要隐人归”。从曲径画栏的个人雅趣,到药笼参朮的国家大计,诗人的视野豁然开朗,其情调是向外生发的,呼唤“归来”与“担当”。

这种由“自我之隐”到“期待贤者出山”的微妙转变,恰恰折射出宋代士大夫复杂而真实的心理世界:他们向往林泉,却又无法真正忘怀庙堂。刘一止用两组诗,精准地捕捉了这份徘徊与平衡,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在理想与现实间优雅周旋的智慧。这不仅是诗,更是一部浓缩的宋代士人心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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