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几百里外的河东，一个仕途混得并不怎么样的小官，却扔下官帽，跑回东皋种黍、喝酒、弹琴去了。
他叫王绩，做过隋臣，也当过唐官，几次入仕，又几次抽身。
谁也想不到，这个官场边缘人写下的一首《野望》，后来竟成了初唐五言律诗走向成熟的重要坐标。一个总在“辞职”的人，怎么反而站到了唐诗的前面？
唐初的诗坛，很热闹。
长安城里，新的王朝刚刚站稳脚跟。到了贞观年间，宫廷宴饮、君臣唱和，已经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场景。
可就在这个时候，河东一带却出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诗人。
他不太爱写宫殿，也很少把目光放在帝王车驾上。他喜欢写山野，写黄昏，写田地，写牧人赶着牛犊回家，也写猎人骑马归来。
这个人，就是王绩。
他后来隐居东皋，因此自号“东皋子””。在他的诗里，最出名的一首叫《野望》。
诗中没有金碧辉煌的宫苑，也没有铺陈盛世气象，最显眼的，不过是秋色、落晖、牧人和猎马。这样的东西放在后来并不稀奇，可放到初唐诗坛，却显得有些特别。
因为当时诗歌的主流声音，仍然更多来自宫廷。
王绩偏偏站到了宫廷之外。
他的诗没有刻意追求华丽，语言往往朴素，气息也更接近田园生活。
换句话说，王绩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都与唐初宫廷诗形成了明显差异，尤其是那种自然、疏淡的表达，在当时颇为少见。
但真正有意思的，还不是他的诗写得像不像田园。
而是他的身份。
按照后来的史书记载，王绩被放进了《隐逸传》，俨然是一个远离官场、纵情诗酒的人。可如果仔细翻他的经历，就会发现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王绩不是一辈子没当过官。
相反，他在隋朝做过官，到了唐朝又重新入仕；辞官以后，他还曾再次参加铨选，后来又进了太乐署。
换句话说，这个后来以隐士形象留名的人，其实几次走进官场，又几次自己退了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年轻时也不是一个只想种田喝酒的人。
王绩出身于经学世家，家族累世仕宦，兄长王通更是隋末著名儒者。这样的家庭环境，本来就不是培养躺平隐士的地方。
王绩早年也曾有求仕、建功的愿望，并不是后来人想象中那个从少年时代就看破功名的人。
于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矛盾出现了。
王绩明明懂得仕途，也曾经走近仕途，却总在关键时候退开；他在政治上始终没有真正走到高处，可在诗歌史上，却慢慢走到了许多人的前面。
后来，《野望》被视为唐初较早出现、艺术形态已经相当成熟的五言律诗之一。王绩本人，也因此常被称作五言律诗的重要奠基者。
一个在官场上位置并不显眼的人，为什么偏偏能在唐诗发展史上留下这么重的一笔？
唐高祖武德年间，王绩又一次来到长安。
隋朝已经灭亡，新王朝正在招揽前朝人才。王绩以前官身份待诏门下省，算是重新端上了朝廷的饭碗。
换作别人，此时最关心的大概是能不能得到皇帝赏识、什么时候升迁，可王绩惦记的东西有点特别——酒。
按照吕才留下的记载，王绩在门下省供职时，每日能够得到良酒。弟弟王静问他待诏生活怎么样，他谈起的不是前程，而是每天供应的美酒。
侍中陈叔达知道以后，索性增加供酒，王绩也因此得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称号——“斗酒学士”。
这个故事太有王绩的味道，以至于后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这个人当官，大概就是为了混口酒喝。
可把时间往前拨，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早在隋朝大业年间，王绩已经通过选举进入仕途，先在秘书省任职，后来请求外任，做了扬州六合县丞。
此时天下已经渐渐走向动荡，地方政务绝不是清闲差事。王绩本人又性情疏放，很难适应官场规矩，不久便离开六合。
问题在于，如果王绩真的已经彻底厌恶官场，唐朝建立以后，他完全可以留在乡间。
他却回来了。
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贞观初年，王绩以疾罢归。几年以后，他又参加吏部铨选。只是这一次，他的选择更加出人意料：别人选官恨不得往更有前途的位置挤，他却坚持想去太乐署做太乐丞。
原因仍然和酒有关。
太乐署有个叫焦革的府史，酿酒手艺很好。王绩知道后，对这个官职格外上心。吏部起初并不愿意满足他的要求，他却反复请求，最后终于如愿。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王绩简直可以算唐代官场最另类的求职者。
偏偏焦革后来去世了。焦革的妻子仍然给王绩送酒，不久也去世。美酒没了，王绩干脆再次挂冠而去。
从表面看，他几次做官、几次离开，酒几乎始终跟在旁边。可酒只能解释王绩生活中的一部分，却解释不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既然他如此不适应官场，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走回来？
答案恰恰藏在“三仕三隐”背后。
王绩并非从来不想有所作为。晚年回望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他仍记得自己曾经读经求仕，也曾向往建功。
换句话说，他身体里一直存在两股力量：一股把他推向仕途，希望自己的才学能够找到位置；另一股却不断把他拉回来，让他厌倦束缚，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性情生活。
所以，酒不是全部答案。
那个被称为“斗酒学士”的人，杯子后面其实藏着一个没有完全熄灭的入世之心。
离开太乐署以后，王绩没有再回头。
这一次，他不是暂时请病，也没有继续等待下一次铨选，而是回到河东，把生活真正安顿在了乡野之间。此前那个在隋唐两朝之间反复进出官场的人，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他的落脚处在河渚一带。
王绩家中原有十余顷田地，土地颇为肥沃，生活并没有窘迫到必须依靠俸禄度日。
附近又住着隐士仲长子光，王绩欣赏他的生活方式，便结庐相近。此后十余年，他逐渐远离官场交往，把日子过成了另一副模样。
种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黍成熟以后可以酿酒。王绩身边还有数名奴婢帮助耕作，每到春秋便酿酒自给。床头放着《周易》《老子》《庄子》，闲时读书、弹琴，兴致来了便饮酒写诗。
那个在门下省因为酒出了名的“斗酒学士”，到了这里，终于不需要朝廷给他发酒了。
王绩甚至把喝酒做成了一门学问。
太乐署的焦革去世后，他将焦家的酿酒方法整理成《酒经》，又搜集酿酒经验写成《酒谱》。他还在住处附近建杜康祠，把焦革配享其中。酒对于王绩来说，早已不只是口腹之欲，而逐渐变成了他选择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
年轻时，他需要适应官场的规矩；到了东皋，他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这一变化也进入了诗歌。
王绩写山野，写耕作，写秋夜，写酒，也写自己面对功名时越来越疏离的态度。
他的作品中当然并非只有悠闲，仕途不得志留下的失落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那些情绪慢慢沉入田园景物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王绩的田园诗并不只是舒服。
他的安静背后，常常藏着孤独。
《野望》最能体现这种气质。黄昏中的东皋，树木染上秋色，群山笼罩在落日余晖中。牧人赶着牛犊回家，猎人骑马而归，所有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去处。
偏偏站在那里远望的王绩，仍然觉得自己与周围保持着距离。
这里没有朝堂斗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甚至连人物都只是普通乡民。
但正是这些极平常的东西，让王绩的诗与当时许多宫廷作品拉开了距离。他不再需要借帝王宴会寻找题材，也不需要用华丽辞藻证明自己的身份。
田野本身，就已经足够进入诗歌。
王绩的创作因此呈现出朴素、自然、恬淡的特点，与初唐主流宫廷诗风形成鲜明区别。
这或许也是他三仕三隐之后真正得到的东西。
官场没有给他一个足够显眼的位置，东皋却给了他一个能够按照自己方式写诗的空间。
贞观十八年，王绩去世。临终之前，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墓志，并嘱咐家人薄葬。
他没有留下显赫官位。
可那些从东皋田野里写出来的诗，却没有随着这个隐士一起消失。
尤其是《野望》。
当后来的人重新回头看初唐诗坛时，才发现这个远离长安的“东皋子”，已经悄悄站在五言律诗走向成熟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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