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把高官厚禄当空气的人吗?元朝的张养浩就是。朝廷前后七八次请他回朝做官,吏部尚书、翰林学士随便挑,他说不去就不去。等到他快六十岁,身子骨大不如前的时候,一封诏书过来,他二话不说收拾包袱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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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说起来反常到离谱,到底是什么能请动这位隐居八年的老人?答案藏在诏书里,那上面没说给什么高位,只说了四个字:关中大旱。当时灾情已经严重到饥民相食,朝廷派他去做陕西行台中丞,全权负责赈灾。

要我说,要是张养浩真贪图官位,之前那些哪一个不比赈灾的苦差事体面?要想重出江湖,也没必要等年近六十再来接这个烂摊子。能让他动心的从来不是乌纱帽,是那些在饿肚子等死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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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潼关的时候,张养浩望着秦汉以来的旧山河,写下了我们课本里都读过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很多人只把这句话当千古名句感慨,放在当时的情境里看,分量完全不一样。写下这句话的人,正打算把自己最后几个月的生命,都搭给灾区的百姓。

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好奇,张养浩为啥这么在乎百姓的死活?这就得从他自己的经历说起了。他年轻的时候,元朝还没恢复科举,读书人想做官全靠别人举荐。他十九岁写了一篇《白云楼赋》,靠着才名被官员看中,才一步步走上仕途。

他自己走了野路子上位,比谁都清楚没科举的坏处。读书人能不能做官,全看有没有人认识你,有没有门路。多少有才华的人,一辈子都碰不到那个愿意拉自己一把的贵人。后来元仁宗要恢复科举,张养浩就是最核心的参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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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初年元朝正式恢复科举,张养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当知贡举,亲手主持了恢复科举后的第一场考试。说他是恢复科举的大功臣,一点都不夸张。这场考试给无数普通读书人重新开了一扇门,从此不用靠关系,凭本事就能做官。

张养浩拼尽全力推动科举,根本不是为了给读书人谋出路这么简单。在他看来,选官这件事,选出来什么人,最后买单的都是老百姓。错放一个坏官,受苦的就是一地的百姓。这个看法,其实来自他早年当地方官的经历。

他刚步入仕途的时候,做过山东堂邑的县尹,那本来就是个烂摊子。当地赋役沉重,豪强横行,还有人装神弄鬼借祭祀敛财,前几任官员都不敢招惹这些势力。张养浩上去就动真格,减负担,垦荒地,惩恶霸,清算了骗钱的淫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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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三年时间,堂邑就恢复了生气,农业商业都慢慢好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安稳了不少。张养浩离任的时候,没攒下多少钱,头发倒是白了一大半。过了好多年,堂邑的老百姓还记着他的好。这段基层经历,让他比谁都清楚,好官坏官对百姓来说,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后来他一步步升到中央,做到参议中书省事,都摸到元朝中央决策层的边了。按说熬了几十年终于熬出头,可以好好实现抱负了。结果五十岁出头,他说辞官就辞官,卷铺盖回济南云庄隐居了。

朝廷哪能放掉这么能干的人,回去八年间,一次次下诏书征召,什么高位都给,他就是不去。外界都觉得他是看透了官场不想折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不想做事,他只是不想为了做官而做官。那些高官厚禄打动不了他,他早就看开了名利这回事。

直到这次关中大旱的诏书过来,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知道这差事苦,累,还容易出问题,可他不能不去。百姓等着救命,他不能躲在家里安享晚年。

到了陕西之后,六十岁的张养浩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救灾上。白天到处跑着安顿灾民,晚上回衙门处理公务,连着几个月都没好好休息过。一把年纪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到任才四个多月,他就积劳成疾,死在了任上。

消息传出来,关中的老百姓都哭了,史书记载,百姓哀之如失父母。他这一辈子,从地方小官到中央重臣,从屡拒征召到花甲出山,从来都没为自己的名利活过。他心里装的,从来都是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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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来都不是一句无关痛痒的感慨,就是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道理。他用最后的四个多月,兑现了自己一辈子的政治理想,也给后世所有吃官饭的人做了个最好的榜样。

参考资料:

中国纪检监察报 用尽为民为国心——张养浩的故事

新黄河 温故|张养浩,一个耀眼的济南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