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可以说明白,就直接去说。有些话说不明白,就不如不说。看似很浅显的道理,偏偏很多人不懂。说与不说是一种辩证关系,很多人不懂这样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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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家早就知道说与不说的辩证关系。有的能把一些哲学理论说出来,不管说水是万物之源,还是说理性高于一切,都算是一种哲学论调。可是很多事物并非都是实指,有的是虚指。或者说很多哲学理念需要人们在精神层面理解,而不是物质层面的理解。斯宾诺莎说:“一切确定皆否定。”普洛丁说:“可定者乃有限者。”强调一个判断或陈述隐含着一个相反判断或陈述的可能性,一个直接的判断隐含相反判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老子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和道家学派的阴阳学说类似,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既然很多事情无法确认,或者说无法用确定性的语言来描述,那么这样的事物就可以不说。或者说像古人说的那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以嘲讽的口气说《逻辑哲学论》的最后命题是“凡是不可以说的,对之必须缄默。”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似乎更为开放,叫做“理解一切语句所必须的东西。”这种理解并不仅仅理解语言的所指,而且还要理解语言的能指。语言成了一种描绘世界的工具,可以指向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包括思想,包括意识,包括理想和精神,却并不等于指向物,或者说人们只能得意忘言,知道语言指向的哪个事物,却并不可能完全理解语言本身。

当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很多人以为陶渊明真的在东边的篱笆下采菊花,在悠悠然的境界中看到了南山,心情大好,或者说心情闲适自然。这只是一种字面上的理解,虽然王国维称为“有我之境”,但还有“无我之境”的说法。“无我之境”需在作者心理平静时,通过直觉观察外物而获得。主体需保持超然状态,让外界景物自然唤起内在情感,而非主动投射。“有我之境”指作者将主观情感赋予景物,使意象带有强烈个人色彩。“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作者主观情感存在,属于“有我之境”。不管“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有作者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不一定是读者读到的情感,或者说读者读到诗歌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情感,是读者自己的感受,诗人并不能左右这样的感受。诗人发表诗作之后,诗就不是诗人的了,只属于读到它的读者。至于读者怎样理解,那是读者自己的事,和诗人关系不大。哪怕诗人非要纠正读者的阅读偏见,说自己描写了什么内容和情感,读者也不一定买账,甚至读者认为诗人很偏激,自己明明读到的是这种内容和情感,而诗人说的是那种内容和情感,完全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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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本身就是注重形象与审美的文体。不管诗人写了多少诗,都在表达一定的内容和情感,但只是诗人认为自己表达了一定的内容和情感,至于读者怎样理解,诗人是无法左右的。陶渊明似乎注重了语言的审美,知道语言有边界,以至于他在诗中写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何为“真意”?他自己说不出来,似乎已经不会表达了。实际上并不是他不会表达,而是不能表达,说不清楚,倘若强行描绘出来,就会产生很大的歧义,给读者造成不好的影响。所谓的“真意”,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能体会到什么层面,就到什么层面,认为什么是“真意”,就认定了。诗句看似浑然天成,陶渊明看似拙手笨脚,拙嘴笨腮,却在作诗层面大智若愚。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朴素的,甚至语言非常朴素,并不是用华丽的辞藻来堆砌的。甚至作者一两句话就能点到读者心里,没必要做过多的修饰和说明。如果作者觉得描述某些事物容易产生歧义,就不如留白,就像绘画留白一样,成了一种艺术手法。写作留白等于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去脑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那么这样的无言之美,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技法,完全可以超越语言本身的限制。语言本身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功能集合,能够指向某些事物,但并不一定完全指向那样的事物。很有可能说话的人和写字的人以为指向了那样的事物,而读者却理解偏颇,以为指向了别的事物。尤其是不确定的思想层面的事物,很容易被读者误解。

如果语言只是指向确定的事物,那么读者很容易理解。有作者说:“这是个苹果。”读者当然容易理解。作者说:“这是个苹果一样的东西。”那么读者就很难理解了。到底是外形像苹果,还是味道像苹果,亦或是用途方面像苹果,或者说观念方面和苹果的概念类似。读者难以把握,但作者说了,读者就要自己去体会。当然读者不可能拿出一个苹果来比较,而是拿观念中的苹果和这个事物作比较。倘若再深一层,作者说:“你的思想有点深奥,就像苏格拉底。”那么读者首先要理解思想深奥的意思,还要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起码要知道苏格拉底是谁,说过哪些富有哲理的话。这种能指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或者说意义的内涵非常大,以至于读者要不断挖掘和比对,不断层层深入理解,才有可能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倘若作者总是玩文字游戏,明明能说明白,却非得利用语言的能指功能,指向无尽的意义,留下很多空白,就如同打哑谜了。读者被绕在里面,出不来,就觉得非常痛苦,甚至不愿意读作者写的东西了,认为他写的东西布满了语言的陷阱和迷阵。没有任何读者喜欢完全破译语言的密码,但语言是可以指向无尽意义的。至于读者怎样理解,就看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了。而这些能力是在读者不断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因人而异,或者说人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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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就说明白,说不明白就指向无尽的意义,或者说尽量不说,让别人去理解,这样可以避免误导,甚至在某些场合可以明哲保身。倘若知道的不知道的都乱说一气,就很可能给人造成不好的印象,甚至产生巨大的歧义。如此来看,还是哲学家们分析的比较透彻,能说就说,不能说就指向不能说的东西,全凭听的人自己理解。强行定义,只会出口即差。就像苏东坡临终时候,人们要他说出佛法大意,他说:“出口即差。”说出来就错了,就像严羽在《沧浪诗话》写的那样:“不涉理路,不落言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