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福州军区驻地，龙飞虎把大儿子桂辉的干部履历表从档案中抽了出来，交给组织，要求这个已经在国家地质部工作的22岁青年，到连队从列兵做起。
这件事传到家里，孟瑜一时没有说话。她不是不心疼儿子，而是太了解丈夫的脾气。龙飞虎一生在部队，最反感的就是干部子弟凭家庭背景走捷径。儿子若继续留在机关，身份自然不同；一旦到连队，便要和普通战士一样站岗、训练、出操，所有事情都得从头学起。
孟瑜后来回忆，丈夫对外人办事很热心，谁有困难，他总要打电话、写信，尽力帮忙；可对自己的家人，却常常格外严格。她心里明白，这不是丈夫不顾亲情，而是他认为，越是自己的亲属，越不能借他的名义占便宜。
夫妻二人的婚姻，本来就是在战火与奔波中开始的。1937年8月15日，在延安，经康克清牵线，孟瑜与龙飞虎结为夫妻。婚后第三天，龙飞虎便接到周恩来从太原发来的电报，立即动身前往工作岗位。
那一代人的婚姻，常常没有完整的相守。龙飞虎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保卫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和重庆办事处工作时，长期负责交通、保卫和物资转运，常年奔波在敌后交通线上。夫妻之间，有时数月不能见面，最久的一段时间，竟整整四年没有音讯。
1938年10月，武汉局势恶化，八路军办事处撤离。龙飞虎与李克农等人乘坐“新升隆”号客轮前往重庆，船行至湖北嘉鱼附近，遭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同行人员中有二十多人牺牲，龙飞虎跳入长江，漂游约七个小时后才被当地百姓救起。
他与孟瑜见面时，只把经过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孟瑜听完却后怕不已，问他：“你就不怕吗？”龙飞虎回答：“任务还没有完成，顾不上怕。”
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符合当时许多军人的处境。交通线上的危险，不只来自日军炮火，也来自封锁、盘查和叛徒告密。龙飞虎后来在重庆担任周公馆馆长、党支部书记、代表团总务主任，并负责机关保卫，工作细密而紧张，不能出半点差错。
有一次，孟瑜从重庆返回延安，龙飞虎恰好带着三辆卡车护送干部前往重庆。1941年春节前夕，两支队伍在成都附近相遇，夫妻只来得及说几句话，龙飞虎便又上车赶路。车队后来在宝鸡被国民党检查站扣留七天，他据理力争，最终使车队获准通行。
周恩来曾在办事处支部会议上评价他“有胆有识，对敌斗争有理有节”。这件事的意义，不只在于车队通过了关卡，更在于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封锁，许多共产党员和军用车辆都遭到扣押。能把人员、车辆和物资完整送达，需要判断力，也需要担当。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里，这段经历一度被人拿来做文章。孟瑜为了替丈夫澄清问题，专程到北京反映情况。周恩来在材料上作出批示，明确说明龙飞虎在国统区的工作是组织安排，宝鸡事件中他是有功的。批示传到福州军区后，事情才逐渐得到纠正。
孟瑜自己也是老红军。她1933年参加革命，曾任师后勤部政委，1955年随大批女军人复员，1965年根据中央关于红军女战士归队的决定重返部队。由于归队较晚，她在级别和待遇问题上曾有过委屈。
她把这些想法告诉龙飞虎，丈夫却说：“能参加政治学习和组织活动，有工作就行，其他都是次要的。”孟瑜听后没有再争。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让她知道，龙飞虎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把个人得失看得很轻。
所以，当桂辉由国家干部转为普通战士时，孟瑜最终选择支持丈夫。她清楚，若父亲替儿子保留干部身份，桂辉今后每走一步，都可能被人议论。到连队去，反而能让他凭自己的表现站稳脚跟。
桂辉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在基层表现出色，《解放军报》曾准备以“将军的儿子”为题报道他的事迹，师部也考虑调他担任参谋，但龙飞虎没有同意，只说还需要继续锻炼。
这种做法并非只针对大儿子。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期间，龙飞虎曾帮助过去的部下联系工作，可当女婿姜燕生面临转业时，女儿希望父亲给地方领导写信，他却拒绝了：“你是我的女婿，更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
姜燕生后来被安排到福州基层单位，参加旧房拆迁、西湖整治和立交桥建设，天天早出晚归。几年后，二儿子剑辉转业遇到职务安排问题，龙飞虎同样没有出面干预。
孟瑜看得很明白：丈夫把原则用在亲属身上，自己也必须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压力。她没有替孩子们向龙飞虎求情，因为她知道，那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男人，连自己的伤病都不肯多谈，更不会允许子女把“将军的儿子”“将军的女婿”当成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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