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北京，病重中的彭德怀谈起红军长征前后的往事，特意提到一个名字：“不要忘记洪超。”这句话并非泛泛追忆，而是指向一段鲜为人知的军旅关系：在彭德怀走上更大指挥岗位之前，身边已经有两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将领，他们就是邓萍和洪超。
后来的人们熟悉彭德怀，往往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讲起。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西北野战军；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那些时期，他身边分别有左权、张宗逊、邓华等重要助手。
但在更早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彭德怀还不是后来那位统率百万大军的元帅。他的部队规模有限，装备简陋，作战环境更为艰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邓萍和洪超逐渐成为他最倚重的两名部将。
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县，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共同发动平江起义。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邓萍任参谋长。两人的合作，由此正式展开。
邓萍是四川富顺人，早年接受过较好的教育，既能分析战场，也能处理部队建设事务。红五军成立之初，队伍需要在战斗中生存，更需要在行军、筹粮、整训和部署上形成秩序。彭德怀善于临阵决断，邓萍则长于参谋谋划，二人的性格和专长，恰好形成互补。
在不少战斗中，彭德怀负责作出关键判断，邓萍承担具体部署。他不是只坐在指挥部里的文职参谋，而是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敌情和地形，再把情况迅速反馈到指挥层。红五军后来编入红三军团，邓萍继续担任参谋长，仍是彭德怀身边的重要助手。
有一次，部下对前线情况判断不一，彭德怀直接问邓萍：“你看，敌人的弱点在哪里？”邓萍没有绕圈子，只回答：“兵力分散，怕被分割。”彭德怀随即据此调整部署。这样的配合，正是红军早期指挥体系中十分宝贵的一环。
遗憾的是，邓萍没有走完长征。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贵州展开一系列作战，红三军团承担重要任务。2月27日，邓萍在遵义城北老鸦山一带察看战况、组织进攻时遭到敌方火力袭击，身负重伤牺牲，年仅27岁。
邓萍的牺牲，对彭德怀打击很大。参谋长亲临前线，并不是偶然冒险，而是红军早期将领普遍具有的作风：部队在哪里，指挥员就尽量到哪里；情况越复杂，越要靠近一线判断。邓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失去了生命。
如果说邓萍是彭德怀身边的“军师型”助手，那么洪超更像一把冲在前面的利刃。
洪超是江西乐安人，1926年前后投身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革命队伍辗转流动期间，他还曾在朱德身边担任警卫工作。这样的经历，使他既接触过基层战斗，也熟悉部队首长的指挥方式。
1929年，洪超转入红五军，开始在彭德怀麾下任职。他作战勇猛，执行命令坚决，很快从基层军官成长为红军中的骨干。此后，他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一师师长、红三军团第六师师长和第四师师长。
红三军团第四师，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主力部队。彭德怀在关键作战中，往往需要这样的部队承担硬任务。洪超带兵有一个鲜明特点：敢打，也愿意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对部队而言，这种身先士卒能够鼓舞士气；但对将领本人来说，也意味着更高的牺牲风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后，洪超率部在江西信丰一带作战。百石村战斗中，他在前线指挥时负伤，最终因伤势过重牺牲。洪超的牺牲发生在长征序幕阶段，通常被认为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后牺牲的第一位师长，年仅二十余岁。
彭德怀后来谈到洪超，强调的不是个人勇武，而是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作风。这个评价很有分量。因为在红军早期，师长并非远离战场的高级指挥员，许多时候必须亲自到前沿掌握情况，部队的进退甚至取决于指挥员能否在枪火中作出判断。
邓萍负责谋划，洪超冲锋陷阵，二人性格不同，却都在彭德怀军事生涯的关键起步阶段发挥了作用。一个在遵义战斗中倒下，一个在长征出发前夕牺牲。他们没有等到抗日战争，也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但在彭德怀早期的指挥岁月里，这两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特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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