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封毛边信笺。收信人不是公开身份的干部，而是国民党军需系统官员杜唱初的妻子郑英。信封上有三个红色十字，信中只有一句：“今晚请至曾家岩五十号一叙，带些延安红枣。”
话很短，分量却不轻。
在当时的重庆，红枣并不只是普通礼物。延安物资有限，能够从那里带来的小米、红枣、毛料，常被用作熟人之间的往来之物。对地下工作者而言，这类看似寻常的物品，也可能意味着联络、提醒，或一项需要当面交代的任务。
郑英原名郑清君，190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教职员家庭。她受过较好的教育，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大附中。1936年，她在南京新妇女运动总会妇女组工作，和曹孟君、李德全、史良等进步女性有过接触，逐渐积累了组织妇女活动的经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英先后辗转武汉、衡阳、桂林、贵州等地，参与救护伤员、慰劳将士和宣传抗战。她不是只在会场上发表口号的人，也曾组织医疗救护，为前线募捐，动员社会力量支援抗战。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后，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人士集中于此。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承担着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宣传和秘密工作的任务。邓颖超直接领导的妇女组，则把不少工作放在上层妇女和社会团体之中。
郑英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同时拥有两种身份。
她是活跃于抗战妇女活动中的社会人士，也是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总务处处长杜唱初的妻子。杜唱初曾任何应钦秘书，与国民党军政圈关系密切。这样的家庭背景，使郑英能够自然出入一些普通人难以接近的社交场合。
1939年前后，南方局妇女组通过卢竞如、张晓梅等人与郑英建立联系。接触并非一开始就涉及秘密任务，而是从抗战、妇女工作和社会现实谈起。郑英亲眼见过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和消极，也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张与行动。
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因此改变外在生活方式。她仍以“杜太太”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出席妇女界聚会，往来于国民党上层社交圈；在另一面，她又接受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安排，承担情报了解和联络工作。
这种工作最怕留下痕迹。
郑英常通过张晓梅或南方局工作人员龙飞虎传递消息。信件有时写在粗糙的毛边纸上，偶尔加盖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印记。邀约吃饭、赠送土产，表面看是人情往来，实际却可能是一次碰面暗号。周恩来写下“带些延安红枣”，既符合日常交往，也没有暴露任务内容。
1940年，国民党特务骨干刘健群从云南鸡足山返回重庆，引起南方局注意。刘健群曾任何应钦机要秘书，也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人物。此前，他因政治上的失意和家庭纠纷离开重庆，此番突然回归，显然不只是普通的个人行动。
要弄清刘健群下山后的真实目的，必须找一个既认识他、又不会引起怀疑的人。郑英早年便与刘健群相识，杜唱初又和刘健群同为贵州人，两家的社会关系存在交集。于是，她成为较合适的接触人选。
曾家岩五十号那次见面，周恩来没有绕圈子，直接询问她与刘健群的旧交以及对方近期的动向。随后，他提出要求：“刘健群下山，恐怕另有任务，能不能摸清他的活动？”
郑英明白，刘健群长期从事情报和特务工作，警惕性很高。她没有贸然单独接近，而是利用家庭交往和熟人拜访，和杜唱初一起去见刘健群，或借探访被服厂厂长张致祥的机会，观察其住处和来往人员。
一次谈话中，她了解到国民党方面曾以金钱收买重庆大学学生搜集情报，每张告密纸条可得三十元。这个细节传回南方局后，相关人员随即加强了高校周边的保密工作。郑英还安排女工秦珍进入被服厂，以便从日常工作中了解刘健群的活动情况。
这不是电影里的惊险场面，更多时候只是几句闲谈、一次拜访、一个看似无意的提问。刘健群一度对郑英产生警觉，但她凭借熟悉的社交关系和稳妥的处置方式，没有让身份暴露。后来，南方局判断刘健群下山，确实与继续搜集情报有关。
郑英的作用也不止于秘密联络。重庆每年举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她曾参与筹备会务、印发宣传材料、组织妇女界人士参加抗战宣传。她把公开身份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扩大了抗战影响，也为隐蔽行动提供了现实掩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关系破裂，情报工作的重点随之改变。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郑英再次承担重要任务。当时杜唱初在南京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任职，负责后勤事务，曾被要求随最后一批人员撤往台湾。
郑英反复劝说丈夫留下，并向他分析国民党政权的处境。杜唱初最终没有飞往台湾，还在她的影响下，与部下何赋康、同学周汾等人一道，保护南京留下的军需物资。
渡江战役后，这批物资得以保存，其中包括粮食、军服、军械、医疗用品和副食品等。它们没有在撤退中被毁掉，也没有被转运海外，而是为解放后的接管和部队供应提供了实际帮助。那封写着延安红枣的信，正是郑英长期处在两种身份之间、承担多重任务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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