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山西榆次县街头，一名来自东北的工作人员偶然认出了一张“熟脸”。那人穿着体面，言谈举止也很平静，可在这名工作人员的记忆里，他并不是普通人，而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青年军谍报队”的旧相识。
这次相遇，改变了宁显君隐匿近20年的生活轨迹。
当年解放时，这名东北工作人员也曾因参加特务组织被捕。经过审查和改造，他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正因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他没有把自己的过去藏起来，也更清楚宁显君身上背着什么。
他想起了1946年佳木斯那场震动北满的刺杀案，于是立即返回东北，向有关部门作了举报。东北方面随即与山西公安部门联系，宁显君被带回调查。审查材料显示，这个已经进入大学、参加工作的干部，正是佳木斯“铁血青年暗杀团”的成员之一。
案发地点在佳木斯一栋三层小楼里。那时的市政府并非森严的机关大院，而是临时使用的一处旅社旧址。1946年1月31日上午，佳木斯市长董仙桥等干部正在处理市民粮食供应问题，副市长孙西林主持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邬捷飞、宁显君、任哲贤、沈洪福等人持枪进入大楼。他们事先摸清了办公地点和人员安排，准备对佳木斯地方领导实施暗杀，配合城外反动武装制造混乱。
原定目标是李范五，但李范五当天前往哈尔滨汇报工作。董仙桥又临时离开会议室，刺杀者抵达三楼时，坐在会议主持位置上的人变成了孙西林。
枪声突然响起。
邬捷飞开枪击中孙西林头部，孙西林当场牺牲，年仅36岁。会议室里还有干部和工商界人士，实业科科长申佩然试图逃离时，也遭枪击。宁显君等人没有立即撤退，反而在楼内继续搜寻董仙桥，企图扩大杀伤。
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刺。
两天前，佳木斯多个公安分局曾发生暴动。六个分局中，有两个被特务控制并发生枪战，公安局长田立祥负伤住院，部分苏军人员也在冲突中伤亡。地方公安系统因此陷入紧张状态，市政府的警卫力量也被抽调出去维持秩序。
孙西林原本配有警卫。当天由于李范五外出，他把身边的警卫派去加强沿途保护，自己留在市政府办公。这个细节，后来成为刺杀者能够闯入会议室的重要原因。
孙西林不是一名只会坐在办公室里的干部。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后赴欧洲求学，曾在法国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也承担过与共产国际联络相关的任务。他熟悉多种语言，抗战时期参与东北抗日救亡工作，后来在延安担任翻译。
抗战胜利后，中央调集干部进入东北，孙西林被安排到佳木斯，主要负责城市秩序、粮食供应和恢复生产。他主持工商界会议，推动商铺复业，还亲自到发电厂、火磨厂了解生产情况。
妻子带孩子来到佳木斯后，他没有过多谈论离别，只说：“开辟工作真需要人哪。”这句话并非豪言壮语，却很符合当时东北城市干部的处境：政权刚刚建立，粮食、治安、生产，每一件事都等不得。
佳木斯之所以成为刺杀目标，与当时东北的局势密切相关。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迅速争夺东北。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向东北运兵，地方上原有的伪军、土匪和潜伏特务，也被重新组织起来。
以谢文东为代表的反动武装在佳木斯周边活动，试图破坏北满根据地。城内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则寻找机会，企图用暴动和暗杀制造“内部失控”的假象，再等待外部武装配合进攻。
暗杀行动的目的，不只是杀掉某一个干部，而是打击刚刚建立的地方政权。市长、副市长、公安负责人一旦接连遇害，城市行政和治安都可能瘫痪。
特务没有料到，公安人员仍然组织了反击。副局长高英杰接到报告后赶到市政府，警备队长高金玉也带人前来支援。高英杰刚进入大门便遭到射击，身中两弹；高金玉随后也被击中。
危急关头，高英杰的警卫员王子修带着战士还击，压制住楼内火力，并击伤了宁显君。邬捷飞等人见支援力量正在赶来，只得放弃继续搜捕董仙桥，仓促撤离。高英杰因伤势过重，于次日牺牲。
负责侦破案件的，是省公安处处长柳清庭。他抓住了一个关键：宁显君在交火中受伤，短时间内不可能不接受治疗。经过搜查，公安人员从佳木斯一所私人医院发现了线索，宁显君和任哲贤都曾到那里处理枪伤。
但两人没有立即逃走。他们还在等待上级兑现“功劳”，幻想国民党军队攻入佳木斯后，以刺杀者身份获得奖赏。战局变化很快，谢文东等武装未能攻下佳木斯，国民党军也没有推进到他们期待的位置。
邬捷飞、任哲贤后来被捕，宁显君则逃往关内，改名换姓。1949年，他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华北大学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前身。毕业后，宁显君被分配到山西榆次县工作，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柳清庭后来也遭到特务报复。1947年12月，他住院治疗期间突然死亡，后经调查，被认定为遭潜伏特务以毒针杀害。案件追查并未因此停止，宁显君直到1966年才因旧识举报落网。
审查持续了数年。由于缺乏能够证明他直接枪杀孙西林、高英杰的关键证据，宁显君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与他一同参与行动的沈洪福，此后始终下落不明。
孙西林遇害后，佳木斯民众将其安葬在市内一处公园，并把公园命名为西林公园；市内主要街道也留下了“西林大街”这个名称。那场发生在三层旧楼中的枪声，成为佳木斯建政初期最沉重的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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