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锦州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彰武、新立屯一线，廖耀湘面对的已经不是“援锦还是不援锦”的普通选择，而是一场关系东北国民党军生死的总决断。
偏偏这道命令，迟迟没有落地。
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兵力约十万人，是沈阳方面手中最具机动能力的重兵集团。按照最初设想，这支部队应向锦州方向推进，牵制东北野战军主力，缓解锦州压力。可部队进占彰武后，却没有立即南下黑山，也没有迅速退回沈阳。
十天，就这样被拖了过去。
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细节。东北野战军主动放弃彰武，是1948年10月11日的事情，国民党军随后进入这座县城。廖耀湘在回忆中把相关行动记为10月12日至13日，时间上存在差异。无论采用哪一种记录，西进兵团在彰武、新立屯地区长时间停留，都是事实。
彰武本身并非辽沈战场的核心目标。它距离沈阳较近，向西可接新立屯、阜新，向南可以窥视黑山、大虎山，向东又能牵制东北野战军后方交通。国民党方面原本希望借此造成“锦州后路被切断”的声势，逼迫东北野战军回师。
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
当时锦州仍在国民党军手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在城下作战，后方补给线确实承受压力。廖耀湘判断，只要西进兵团在彰武摆出威胁沈北、切断交通的姿态，林彪就可能改变攻锦部署。
有意思的是，廖耀湘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简单理解为“直奔锦州”。他更在意部队的退路。十万人的重装兵团，一旦渡过新开河，向西南深入，若锦州久攻不下，撤回沈阳就会变得困难；如果继续向锦州推进，又可能在野外遭到东北野战军合围。
这正是他的矛盾所在。
打，担心陷入孤军；退，又怕承担丢失锦州的责任。兵团越庞大，决策反而越谨慎。因为任何一个方向的选择，都可能把整个东北战局推向无法挽回的局面。
10月12日，卫立煌曾到彰武附近视察。廖耀湘陪同其返回新民，并了解塔山方向战况。表面上看，这是例行巡视；实际上，沈阳方面正在等待锦州战场的变化，也在观察西进兵团究竟应该扮演救援者，还是撤退者。
廖耀湘提出过将主力撤回辽河以东、伺机转进营口的想法，但遭到罗泽闿反对。罗泽闿认为，战况紧张和道路困难，不能成为停止进攻的理由。双方意见不合，说明沈阳指挥层内部已经出现明显分歧。
蒋介石随后发来严厉电令，要求西进兵团渡过新开河，攻占新立屯，向锦州方向推进。命令到了，部队才开始动作。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廖耀湘下令主力渡河前进。可是，这种行动带有很强的试探性质。他仍在彰武、新民留下守备部队，没有把全部兵力压上去，显然还保留着随时收缩的打算。
10月15日，西进兵团占领新立屯。就在当天，锦州失守。范汉杰部被歼，东北国民党军在锦州的完整防线被打穿，原先的“援锦”目标突然失去了意义。
廖耀湘立即要求重新研究行动方向。他在电话中说：“情况已经变了，一切都要重新考虑。”随后，他赶赴新民，与杜聿明等人商议。
这一趟往返，正是问题的关键。
廖耀湘想撤，蒋介石却仍希望恢复锦州；卫立煌不愿让西进兵团直接撞向东北野战军主力，又不敢擅自放弃锦州；杜聿明则提出先向营口靠拢，再寻找机会行动。命令层层转折，部队只能原地等待。
10月17日，卫立煌最终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廖耀湘回到前线后，开始部署攻击黑山。只要拿下黑山、大虎山一线，便可向大洼、营口方向转进。
可就在部队完成攻击准备时，卫立煌又因奉命赴北平与蒋介石商议而要求暂缓行动。前线已经架好炮、布好兵，指挥部却再次按下暂停键。
这不是单纯的胆怯，而是指挥权分散造成的迟疑。廖耀湘需要听卫立煌的，卫立煌又受蒋介石直接影响，杜聿明拥有自己的判断，前线军长还要等待兵团命令。电报、电话和专车往返之间，战场上的窗口正在迅速合拢。
10月19日，廖耀湘连续多次与沈阳通话，催问卫立煌何时返回。午夜，他甚至直接向北平方面请求批准经黑山、大虎山撤往营口。此时蒋介石终于接受折中方案：先攻黑山，成功后再向锦州推进，若攻击失败，则转向营口。
命令总算明确，却已经晚了。
10月20日，卫立煌返回沈阳，通知廖耀湘可以攻击黑山，得手后直接向营口行动。廖耀湘当夜下令，第71军和第207师于次日拂晓发起进攻，并集中重炮支援。
可这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新的部署。锦州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判断，西进兵团若向营口或沈阳撤退，必须立即围歼。10月20日，东北野战军下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动员令，各路部队开始向黑山地区急进。
廖耀湘等来的，是一份迟到的进攻命令；东北野战军等来的，则是一个已经无法迅速脱身的目标。
10月21日，黑山阻击战爆发。廖兵团终于开始行动，但它面对的已不是彰武外围的局部防御，而是东北野战军从锦州、义县、阜新等方向调来的大批主力。前后十天的犹豫，把原本可以选择的道路，压缩成了黑山一线的强行突围。
他在彰武忙着什么？忙着判断，忙着请示，忙着给进攻和撤退同时寻找依据，也忙着等待上级替自己承担决定。遗憾的是，战场不会因为指挥部还在研究方案，就停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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