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去供销社买盐跟女售货员吵一架，事后她红着脸说：看上你了|三斤|供销社|售货员|小卖部|柜台|粮站

1978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霜降刚过，屋檐下就挂起了冰棱，一根根透亮地垂着，像老辈子人嘴里的长烟杆。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头缩在里头，还是冻得发僵。供销社的木头门关着，玻璃窗上糊了一层厚厚的霜花，把里头那个女售货员的身影都挡住了，只剩一个模模糊糊的红影子。

我跺了跺脚，棉鞋底在青石板上敲出闷响，嘴里呵出的白气一下子散在风里。供销社的门边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漆皮掉了一角，那个“民”字看起来像缺了半边脸。

推开门，一股煤炉子混合着酱油醋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正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冒着热气。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把眼睛垂下去，对着缸子吹了口气，水面纹丝不动。墙上贴着标语：“严禁打骂顾客”，红纸黑字，边角被炉子熏得泛黄。

“同志，买盐。”我走到柜台前，声音在空旷的店堂里显得有点突兀。

她慢吞吞地放下缸子，掀开柜台里的木板盖子，露出一袋袋用麻绳扎口的粗盐。盐粒从袋子缝隙里漏出来，在木板上铺了薄薄一层白。她拿起木勺，伸进盐袋里舀了一下，又抖了抖，手腕一翻，盐粒沙沙地倒进我带来的那个黄褐色纸袋里。

“多少？”她问。

“三斤。”

她又舀了一下，手腕抖得更厉害，勺底在盐堆里蹭了一下，才把盐倒进去。我盯着她的动作，看她拿起一杆盘秤，把纸袋往秤盘上一放，砣绳在秤杆上滑来滑去，最后停在一个位置。她把纸袋拿下来，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张旧报纸，对折再对折，撕成两张，然后抽出一根纸绳，三绕两绕，扎成一个纸包。

“三斤。”她把盐包往柜台上一推。

我掏出钱，几毛钱都凑不齐，口袋里翻出来的毛票皱巴巴的，上面沾着面粉渣。她数了数，又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把那一摞票子理整齐，塞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铁皮盒子上画着一个穿着花衣服的女人，正举着一盒雪花膏笑，旁边写着“上海日用化学品厂”。

“找你的。”她把两分硬币放在柜台上，硬币打了几个转，滚到我手边，停住了。

我捏起那枚硬币，温热的，还带着她指尖的温度。我抬头看她，她正好也看过来，眼睛黑亮亮的，像两颗刚从井里打上来的石子。我忽然觉得耳朵有点热，低头假装看盐包，手指头在报纸上搓来搓去，报纸上的铅字被我的汗手洇湿了，模模糊糊地印在指腹上。

“这盐是不是少了？”我忽然说。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三斤盐有多少，只是没话找话。她愣了一下，眉头微微蹙起，那两颗石子似的眼睛在盐包和我的脸上来回扫。

“少了？我卖了多少年盐，还能短你的？”她的声音比刚才高了一些，带着一股辣味。

“我看你刚才秤的时候砣绳都没平，肯定少了。”我梗着脖子，手指头捏着盐包的一角，报纸哗啦响了一下。

她腾地站起来，柜台被她的大腿撞了一下，发出砰的一声。那搪瓷缸子晃了晃，几滴水溅出来，落在柜台上，很快渗进了木头缝里。

“你这人讲不讲理？秤杆子翘到天上去了才叫多？你懂不懂看秤？砣绳平了就是准的，我卖了这些年的盐，还没人说过我短秤！”

她说话的时候，嘴里呵出的白气一股一股地扑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雪花膏味道。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确实搽了东西，脸颊上有一点不自然的白，像早晨的霜。

“那我回家称去，要是少了，我找你。”我放出一句狠话，转身就要走。

“你回来！”她喊了一声，声音尖尖的，像用指甲刮过玻璃。我停住脚，背对着她，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煤炉子上的水壶开始响了，嗤嗤地冒白汽。

“我……我重新给你称！”她的声音软下来一点，带着一种别别扭扭的倔强。

我转过身，看着她。她低下头，把盐包拆开，重新舀盐、过秤。这次她的动作很慢，手腕也不抖了，每一勺盐都堆得冒了尖。砣绳稳稳地停在半空，既不翘也不垂。她把盐包重新包好，递给我的时候，脸已经涨得通红，连耳根都像被炉子烤过。

“够了吧？”她赌气似的说，把盐包塞进我怀里。

我抱着盐包，手指头碰到她的手背，她的皮肤凉凉的，像一块刚切开的豆腐。她像被烫了一下似的缩回手，背过去，开始整理柜台上的盐粒，用一块湿布来回地擦。

我忽然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想说句软话，又拉不下脸，最后只干巴巴地说：“那……我走了。”

她没回头，也没说话，只有湿布在木板上擦来擦去的声音。

我走出供销社，冷风灌进领子里，激得我打了个寒颤。怀里的盐包还带着她手上的温度，那一小片温热透过报纸，贴在我的胸口。我低头看了一眼盐包，报纸上印着一条新闻，标题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旁边有一小块已经被我的手指洇湿了，成了一个半透明的圆点。

走出去二十来步，我听见身后的门响了一声。我回过头，看见她半个身子探出供销社的门，一只手抓着门框，另一只手在风里挥着，像是在赶什么。

“哎——”她的声音被风削去了一半，飘到我耳朵里只剩下一个音节。

我站住，等她说完。她的脸在门框的阴影里，看不太清楚，只觉得那点不自然的白更明显了。她张了张嘴，最后只喊了一句：“你的钱——”

“什么钱？”

“找你的两分钱……你刚才没拿！”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响，像在跟谁赌气。

我摸了摸口袋，那枚硬币还好好地躺在里头。我摸出来，捏在指间，硬币上的麦穗纹路清晰可触。

“拿了。”我把硬币举起来给她看。

她愣住了，手还抓着门框，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一角，像一只红色的鸟扑扇着翅膀。她忽然笑了，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那笑一闪就没了，像水面上的涟漪，还没来得及看清就散了。

“那你小心路滑。”她说完这句，人就缩了回去，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一声。

我站在风里，捏着那枚硬币，站了好久。天阴得更沉了，像是要下雪。街对面的墙上刷着一条标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每个字都比我的脸还大。墙根下蹲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头，抱着袖子打瞌睡，有一个的帽子掉在地上，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回了家，把盐倒进罐子里，那些粗粝的白色晶体像沙子一样从纸包里滑出来，带着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用手指头在罐子里搅了搅，盐粒黏在指头上，舌头舔一下，咸味在舌尖炸开，直冲脑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北风呜呜地吼，窗户纸被吹得簌簌响。我闭着眼，脑子里全是她站在门框里的样子，那半个身子，那只抓着门框的手，还有那一句被风削去一半的“哎”。她的围巾是什么颜色的？大红色的，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天还没亮透，外面灰蒙蒙的，像一块脏抹布盖在屋顶上。我去井边挑水，扁担压在肩膀上，咯吱咯吱地响。井台结了冰，滑溜溜的，我小心翼翼地放下铁桶，绳子在手里一节一节地溜下去，木桶撞在井壁上的声音传上来，沉闷而悠远。

挑水回来的路上，我故意绕了个弯，从供销社门口经过。门还关着，窗户上的霜花比昨天更厚了，像有人用白颜料在玻璃上画了一幅山水画。我放下扁担，凑近窗户，对着玻璃哈了一口气，霜花化开一个小洞。我把眼睛贴上去，看见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一罐一罐的东西，有红糖、白糖、桂皮、八角，最上面一层摆着一排雪花膏盒子，就是她口袋里那个铁盒子上的同款。

“你干啥呢？”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我吓得一激灵，猛地直起身，后脑勺撞在窗框上，咚的一声。转过身，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太太正盯着我，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像握着一杆枪。

“没……没啥。”我揉着后脑勺，挑起扁担就想走。

“我可盯着你呢，供销社的东西不能偷！”老太太用扫帚墩了两下地，目光像锥子一样扎在我背上。

我逃也似的回了家，扁担在肩膀上乱晃，桶里的水洒出来，在冻硬的地上画了两道歪歪扭扭的线。

那天我没再去供销社。第三天，第四天，也没去。家里的盐缸快见底了，我娘做饭的时候把盐罐倒过来，用指头在罐底刮了半天，才刮出一小撮。我只好又出门去买盐。

这次我站在供销社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抬手想推门，又放下，整了整衣领，把棉袄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就在我下决心要推门的时候，门自己开了，她端着那个搪瓷缸子，站在门里。

“你到底买不买？”她的声音不大，但清楚地传进我耳朵里。

“买。”

我跟着她走进去。她没回柜台后面，而是走到煤炉子旁边，把缸子放下，从炉子上的水壶里倒了半缸水，又从一个纸包里捏了一撮茶叶，撒进去。茶叶在水面上打着旋，慢慢沉下去。

“要多少？”她终于走到柜台后面，掀起木板盖。

“还是三斤。”

她没说话，舀盐，过秤，动作干净利落，像在完成一件熟得不能再熟的活计。盐倒进纸袋的声音沙沙响，像春天的雨落在屋顶上。

我把钱放在柜台上，是那些皱巴巴的毛票。她伸手来收，手指头碰到我的手背，又缩了回去。我注意到她今天没搽雪花膏，脸颊上是天然的红，像秋天树上的枣子。

“你那天……真的没少。”她忽然说，声音低低的，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知道。”

“知道你还……”

“我就是想跟你多说几句话。”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我看着她，她的脸腾地红了，一路从下巴红到耳根，连眼白都有点泛粉。她低下头，手在柜台上来回摸索，最后抓住那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叶刚泡开，她喝得太急，被烫了一下，眉毛拧在一起。

“你……你这人……”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被风吹散的炊烟。

“我走了。”我抓起盐包，转身就走，比上次走得还快。出了门，冷风扑在滚烫的脸上，像一盆凉水浇下来。

我走出去没多远，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她追出来了，手里抓着两分钱硬币。

“你的钱！”

“你留着买雪花膏吧。”我冲她喊。

她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两分钱，风吹起她的衣角。她忽然把硬币往地上一扔，硬币弹起来，叮叮当当地滚了老远，卡在路边的一堆冻土里，闪着一点银色的光。

“谁要你的钱！”她喊完，转身进去了。

我愣在原地，看着那枚硬币卡在土里，像一颗嵌在褐色面团里的豆子。我想去捡，又觉得不能去捡。最后我走了，那枚硬币就那样卡在冻土里，不知道被谁捡走了。

春天来的时候，那枚硬币还在地上。冻土化了，它陷下去一点，被来来往往的人踩进泥里。供销社的窗户上不再有霜花，玻璃擦得透亮，能看见她坐在里面，穿着一件红色的薄袄，头发扎成两根辫子，垂在肩头。

我每天挑水经过供销社，都要往里面看一眼。有时候她正给顾客称东西，有时候她在嗑瓜子，有时候她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里发呆。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她正好抬头，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她飞快地低下头，假装翻账本，纸页哗啦哗啦地响，像一只惊飞的鸟。

我娘开始张罗给我说亲。隔壁媒婆刘婶三天两头往我家跑，手里提着一条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头肉，一进门就往我娘手里塞。

“西村的张家闺女，能干！一个人能挑一百斤的担子！”

“镇上的李家姑娘，读过初中，有文化！”

“后街的赵家二丫头，你看，这是照片，圆脸，旺夫！”

我娘把那些照片和情况一一说给我听，我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等她把话说完，我从被子里钻出来，说：“娘，我有中意的人了。”

我娘的手停在半空，像被人点了穴。

“谁家的？”

“供销社的……”

我娘的表情变了，先是惊讶，然后是不信，最后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情绪。

“供销社那个姓杨的丫头？她爹以前是开杂货铺的，公私合营的时候……”我娘压低声音，“成分不好。”

我坐起来，看着她。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一声接一声，像在催促什么。

“娘，现在不讲那些了。”

“不讲归不讲，可人言可畏。你爹走得早，就你一根独苗，我得替你把关。”我娘把手里的照片放在桌上，叹了口气，“她那样的闺女，心气高，不是咱能高攀的。”

我没说话，但那两分钱硬币的样子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它卡在冻土里，孤零零的，像一颗被遗忘的种子。

第二天我去了供销社。这次我买了很多东西，盐三斤，火柴十盒，煤油一斤，针两包，线一轴，还有半斤红糖。她一样一样给我拿，包好，用纸绳扎成方方正正的几包。最后算账的时候，她的手指在算盘上拨得啪啪响，珠子撞击的声音清脆悦耳。

“一共两块七毛六。”

我掏出三块钱。她找给我两毛四，两毛的纸币，两枚两分的硬币。她把硬币放在我手心里，指尖在我掌心划了一下，像一片羽毛落下来。

“这次可拿好了。”她说，眼睛看着别处。

“拿好了，再也不扔了。”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我抱着那些东西出了门。春风吹过来，暖融融的，像一只温柔的手在脸上抚过。墙根下蹲着的老头们不见了，换成了一群跳皮筋的小姑娘，她们一边跳一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

我忽然觉得日子该有别的样子。

麦收刚过，我找到一份在镇上粮站扛麻袋的活儿。一麻袋麦子一百八十斤，我扛起来，沿着木板搭的跳板一步步走上粮囤。跳板在脚下颤巍巍的，像一根架在悬崖上的独木桥。汗顺着脊背淌下来，把裤子都浸透了，贴在腿上，每走一步都像在撕扯。

但我一天能挣一块二毛钱。我把钱攒起来，放在一个旧铁盒里。铁盒原本装着毛主席像章，现在像章别在一块红布上，挂在堂屋正中央。

有一天收工，我揣着攒了半个月的钱去了供销社。正是傍晚，她在柜台后面收拾东西，准备下班。见我进来，她抬头看了一眼，又继续把手里的算盘用一块蓝布包起来。

“要买什么？”

“我想买一样东西。”

“买什么？”

我看着她，她的侧脸在夕阳里镀了一层金边，鼻梁上有一道细细的汗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鬓角。她的嘴唇抿着，嘴角微微下垂，像在忍着什么。

“我想买……你的名字。”

她愣住了，手里还捏着蓝布的角。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柜台上，那影子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我叫杨秀兰。”她说。然后她忽然笑了，那笑毫无征兆地绽开，像一朵突然开放的花。她的两颗虎牙又露了出来，在夕阳下闪着光。

“我叫陈建设。”

“我知道。你娘姓王，住后街第三个门，你爹以前是农机站的拖拉机手，你家里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喜欢吃……喜欢吃……”她说不下去了，脸又红了。

“你喜欢吃什么？”她问。

“盐。”

“去你的！”她抓起柜台上的抹布朝我扔过来。我一把接住，那抹布湿漉漉的，带着她的体温。

“我请你吃冰棍吧。”我说。

“五月天吃什么冰棍。”

“镇东头有人用井水泡着卖，我去买两根。”

她低下头，把柜台上的东西一件件收进抽屉里，动作比平时慢了很多。我以为她不答应了，正想转身走，听见她说：“那你快去快回。供销社要关门的。”

我跑出去，风在耳边呼呼地响。镇东头果然有人把冰棍放在木桶里，用棉被捂着。我买了两根，用报纸包着，又跑回来。还没到供销社门口，就看见她已经锁了门，站在路边的槐树下等我。槐花正开，满树的白花像落了一层雪，香气甜丝丝的，直往人鼻子里钻。

我把冰棍递过去。她接住，剥开纸，先舔了一下，然后整个含进嘴里。冰棍把她的嘴唇冻得通红，像涂了口红。我看着她，心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痒得厉害。

“你怎么不吃？”她问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手里攥着另一根冰棍，已经化了一点，糖水从纸缝里渗出来，黏糊糊地沾在手指上。我三口两口吃完，冰得脑仁疼。

我们沿着街走。春耕刚过，田里的麦苗绿油油的，像一张巨大的毯子铺到天边。路边的水渠里流水叮咚响，有几只青蛙藏在草丛里，有一声没一声地叫。

“我娘说，想找人去你家提亲。”我说。

她没说话，低头踢着一颗石子。石子滚进水渠里，扑通一声，把一只青蛙惊得跳起来，嗖地蹿进麦田里。

“你娘能同意吗？”她终于开口，声音轻轻的，像怕被风听见。

“同不同意，是我娶媳妇。”

“可你娘嫌我们家成分不好。”

“成分是人定的。人能定，就能改。”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我。她的眼睛在暮色里亮晶晶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石子。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轻轻地叹了口气。

“陈建设，你这个人……挺傻的。”

“我知道。”

“傻得让人……”她顿了顿，“让人想跟你过日子。”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她家住在镇子西头，三间瓦房，院墙塌了一角，用玉米秆子堵着。她爹坐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一只独眼。她走过去，叫了声爹。老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抽烟。

“叔。”我上前递了一根烟。老人接过去，夹在耳朵上，没抽。

“进来坐。”他说。

我跟着他们进了屋。屋里没什么摆设，墙上挂着一幅旧得发黄的字，写的是“诚信为本”，落款已经看不清了。正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几本书，最上面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书脊都翻破了。

她娘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把蒲扇，给我搬了把椅子。我坐下，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她爹坐在对面，一声不吭地抽烟，烟雾升起来，在低矮的屋顶下盘旋。

“叔，我想跟秀兰好。”我说。

老头没说话，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了一地。

“我家里条件不好，成分……你也知道。”老头的嗓音沙哑，像两片砂纸在摩擦。

“我不在乎那些。”

“你娘在乎。”

“我会说服她。”

老头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浑浊而疲惫，像两口快要干涸的老井。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你是个好孩子。”他终于说，“回去跟你娘好好商量。要是你娘点头，我这边没意见。要是你娘不点头……”

“不点头我也要娶她。”

老头忽然笑了，那笑容带着一丝苦涩。他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摆摆手，说：“去吧，别让你娘担心。”

我走出她家，月亮升上来了，银白色的光洒在土路上，像铺了一层霜。我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月光把她照成一个剪影。她朝我挥挥手，我也挥挥手。走出去很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像一棵长在门边的小树。

我娘听了我的决定，整整两天没跟我说话。第三天早上，她坐在灶台前烙饼，饼在铁锅里慢慢鼓起来，像一只只充了气的口袋。我站在旁边，等着她开口。

“你真要娶她？”我娘没抬头，用铁铲把饼翻了个面。

“娶。”

“娶了，就别指望我帮你带孩子。”

“不用你带，我们自己带。”

我娘把铁铲一扔，发出当的一声。她转过身，眼睛里含着泪，但没让它们掉下来。

“你爹走的时候，你才五岁。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容易吗？现在你翅膀硬了，要飞了，找个什么人家不好，偏偏找……”

“娘，秀兰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她是个好姑娘！”我娘的声音一下子高了，然后又低下去，“可好姑娘多着呢。她家那个成分，以后你有了孩子，上学、当兵、招工，样样都要审查，你知不知道？”

“现在不讲究那个了。”

“不讲究？你出去看看，哪家招工不看成分？哪所学校不收审查表？你说不讲究就不讲究了？”

我娘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挣扎了一下，没挣开。

“娘，我会好好挣钱，让她过上好日子。以后有了孩子，我供他读书，让他考大学，进城市。成分不成分的，很快就不是事了。”

我娘的肩膀慢慢不抽了。她叹了口气，那口气又长又重，像把积攒多年的疲惫都吐了出来。

“随你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她要进这个门，得先过了我这关。”

第二天，我带着秀兰来了我家。她手里提着两包点心，一包红糖，进门就叫了一声“婶”。我娘坐在堂屋里，板着脸，上下打量她。秀兰站在屋子中间，像一株被霜打过的小草，但又挺着，没让自己弯下去。

“你会做饭吗？”我娘问。

“会。”

“会缝衣裳吗？”

“会。”

“会下地干活吗？”

“会。”

“读过几年书？”

“初中毕业。”

我娘的脸色缓和了一点，但嘴上还是不松。

“我儿子没出息，在粮站扛大包。你嫁过来，可别嫌日子苦。”

“婶，我不怕苦。我爹说，人勤地不懒，日子总能过好。”

我娘看了她很久，最后站起来，走进里屋，拿出一对银镯子。那对镯子是我外婆给我娘的嫁妆，有些发黑了，但花纹还清晰。我娘把镯子戴在秀兰手腕上，说：“这是我娘传给我的，现在给你。你要是真心跟我儿子过日子，就把这对镯子传下去。”

秀兰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啪嗒啪嗒落在手背上。她跪下，给我娘磕了三个头。我娘扶起她，自己的眼圈也红了。

“哭什么，还没过门呢。”我娘说，声音哽得厉害。

婚事定了下来，定在腊月十八。那一年我拼了命地干活，粮站没活儿的时候，我就去砖窑搬砖，去河边拉沙子。我攒了三百五十块钱，买了木料，请了木匠，打了一张婚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剩下的钱，给秀兰扯了两身新衣裳，给自己做了一身中山装。

腊月十八那天，天晴得透亮。太阳暖烘烘的，把屋顶上的薄雪都晒化了，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接亲的队伍很简单，一辆手扶拖拉机，车头扎着红布条，车厢里铺着新褥子。我把秀兰从她家背出来。她趴在我背上，脸贴在我的后颈，呼出的气热乎乎的，弄得我痒痒的。

“重不重？”她小声问。

“不重，跟背一袋盐差不多。”

她在我肩膀上轻轻捶了一下。

婚礼办了六桌酒，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支起棚子，借了邻居的桌椅碗筷。我娘宰了两头猪，炖了一大锅肉，蒸了几屉白面馒头。酒是散装的高粱酒，装在大桶里，管够。亲戚邻里都来了，挤了满满一院子。秀兰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辫子盘在脑后，插了一朵红色的绒花。她站在那儿，脸红扑扑的，像天边的晚霞。

轮到敬酒的时候，我们一桌一桌地走。走到供销社那桌，她的同事们起哄，非让我们喝交杯酒。我们端着搪瓷缸子，胳膊绞在一起，把酒灌下去。酒是烈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秀兰被呛得咳嗽起来，眼泪都咳出来了。我拍着她的背，她的手在桌子底下找到我的手，紧紧地攥了一下。

那天晚上，等客人都走了，我们回到新房里。新床上铺着大红色的床单，被面上绣着鸳鸯戏水。秀兰坐在床边，低着头，手指头绞着衣角。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窗户上贴着红双喜，月光从外面照进来，把那两个喜字映在地上，像两个牵着手的小人。

“你那天，在供销社门口看什么？”她忽然问我。

“哪天？”

“就是……你挑水经过那天，我看见你在窗户上哈气。”

“哦，那天啊。我想看看你。”

她笑了，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她头发上的发油味道很好闻，香香的，像春天的花。

“你知道吗，那天你走了以后，我把你扔的两分钱捡起来了。”她说。

“你不是扔了吗？”

“我又捡回来了。一直在口袋里装着。”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那两分钱硬币，被擦得锃亮，在月光下闪着温柔的光。

“傻子。”我说。

“你才傻。”她说。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秀兰还在供销社上班，我也在粮站转了正。日子像那条从镇上流过的小河，不紧不慢地往前淌，偶尔遇到石头，激起一朵水花，然后又恢复了平静。

秀兰四十七岁那年，供销社改制，她下岗了。那天她抱回来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她用了几十年的算盘、秤砣、账本，还有那个雪花膏铁盒。她坐在院子里，一样一样地翻看那些东西，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流进嘴角里。

“老陈，我是不是没用了？”

我走过去，把她搂在怀里。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身子也瘦了，像一片秋天的叶子。

“你有用。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售货员。”

她破涕为笑，用拳头捶我。

后来，我们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秀兰负责看店，我负责进货。小卖部就在她原来上班的供销社斜对面，隔着一条马路。供销社的招牌已经被拆掉了，换成了“利民超市”，新刷的白墙上写着“诚信经营，童叟无欺”。秀兰有时候会站在小卖部门口，望着对面的超市发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打扰她。

有一天晚上，我关了店铺，在灯下算账。秀兰坐在旁边纳鞋底，针在厚布上穿来穿去，发出有节奏的“噗噗”声。我抬头看她，她也抬头看我。我们相视一笑，又各自低头忙活。

“老陈。”

“嗯？”

“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你买盐，跟我吵架。”

“记得。你说盐没少，我说少了。”

“其实我知道没少。”

“我也知道没少。”

她停下手中的针线，看着我：“那你为什么还跟我吵？”

“因为那天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秀兰低下头，继续纳鞋底。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也是。那天你一进门，我就看见你了。穿着蓝棉袄，冻得鼻头红红的，像个傻子。”

我笑了。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那一盆秀兰养的海棠花上。花已经谢了，只剩几片叶子，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厨房里的盐罐子空了，明天该去买盐了。

日子像磨盘一样转着，不快，但停不下来。

小卖部的生意说不上红火，也算不得冷清。左邻右舍买个油盐酱醋，孩子们攥着钢镚儿来买糖果，偶尔有路过的司机停下来买包烟。秀兰把货架擦得干干净净，玻璃柜台一尘不染，连称糖用的那杆小铜秤都擦得能照出人影。她总说，做买卖跟做人一样，得干净。

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去镇上进货。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大竹筐，筐里铺着麻袋片。批发市场的老张见了我老远就喊：“老陈，今天给你留了好的，上海产的大白兔，刚到货！”我过去一看，那奶糖的包装纸亮闪闪的，像一排排裹着玻璃纸的小月亮。我称了五斤，又进了两箱酱油，一袋盐，几捆火柴，还有秀兰特意叮嘱的“友谊牌雪花膏”——她用了大半辈子，别的牌子使不惯。

回到小卖部，秀兰已经开了门，正用鸡毛掸子掸货架上的灰。阳光从门口斜斜地照进来，照得那些瓶瓶罐罐亮晶晶的。我扛着货进来，她迎上来接，嘴里念叨着：“轻点放，那箱子里有玻璃瓶。”

“知道知道，我又不是没扛过。”我把竹筐卸下来，一样一样往外拿。秀兰用一块蓝布头擦着酱油瓶上的灰，然后把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货架最下层。她干活的时候微微弯着腰，后颈上一缕没扎进去的碎发垂下来，随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的。

“老陈，”她忽然说，“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谁？”

“刘彩凤。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在供销社上班的，管布匹柜台那个。”

我把盐袋搬进柜台底下，问：“她怎么样？”

“退休了，在城里带孙子。今天回来走亲戚，来我这儿买了包盐。”秀兰直起身，用袖口擦了擦鼻尖上的汗，“她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等着她说下去。秀兰却转身去摆货架上的白糖，把袋子翻过来，让印着“绵白糖”三个字的那面朝外。

“她说，当年供销社改制，她分到一笔钱，在城里买了两间商铺。现在光收租，一个月就一千多块。”秀兰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她还问我，现在小卖部挣不挣钱，我说凑合吧，够吃够喝。”

“她什么意思？”我把最后一箱货提进来，直起腰看着秀兰。

“没什么意思。就是老朋友叙旧。”秀兰笑了笑，拍了一下我的胳膊，“你紧张什么？我现在挺好的，比在供销社上班自由多了。”

我没接话。我知道秀兰嘴上这么说，心里肯定起了波澜。她以前在供销社当会计兼售货员，算盘打得又快又准，账本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改制，她本来也有机会拿一笔钱走人，但她选择了留下来，等到最后什么也没剩下，就抱回来那个纸箱子。那些年她为供销社做的贡献不比别人少，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讲公平。

晚上关了门，我们坐在堂屋里看电视。电视是黑白十四寸的，天线用铁丝绑在窗户框上。秀兰看着看着就困了，头一点一点的。我让她去睡，她摇摇头，说要把那个电视剧看完。那电视剧讲的是几个女人在工厂里的事，秀兰看得入迷，说里面有个女工像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老陈，”她又说，“你说我们当初要是也去城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后悔了？”

“不是后悔。就是想想。”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个决定？”

我想了想，说：“当年我买盐的时候，要是没跟你吵架，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

秀兰笑了：“你要是不跟我吵架，我也不会理你。”

“所以啊，有些事，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秀兰没说话。过了好一阵，她的头从我肩膀上滑下来，轻轻地靠在我胸口。我低头一看，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鼻翼微微翕动。我把电视关了，把她抱进卧室。她那么轻，像一片芦苇，像一片落在怀里的月光。

又过了几年，小卖部对面的“利民超市”越开越大，重新装修了好几次，门口还装了霓虹灯，晚上一闪一闪的，把半条街都照亮了。小卖部的生意就淡了下来，除了些老主顾，年轻人很少进来。他们买包烟都是直接去超市，那里头宽敞明亮，货全，还有空调。

秀兰也不急，每天照样按时开门，按时关门，把货架擦了又擦。有时候一整天也没几个顾客，她就坐在柜台后面织毛线，给孙子织毛衣，给孙女织手套。她织得又快又好，花纹平整，线头藏得严严实实。小卖部里弥漫着一股樟脑球和毛线混合的味道，暖暖的，让人犯困。

有一天，儿子打电话来，说让我们去城里住。他在省城买了房子，三室两厅，装修得挺好。电话里他说：“妈，爸，你们年纪大了，别开那个店了，来城里享福吧。孩子也上学了，你们来了正好接送。”

秀兰接着电话，嘴里应着“好，好，我们商量商量”，眼睛却看着我。我接过电话，说：“知道了，等过完年再说。”

挂了电话，秀兰坐在柜台后面，呆呆地看着门外的马路。对面超市的霓虹灯坏了几个字母，一闪一闪地跳，像一只眨动的眼睛。天阴了，起了风，马路上有塑料袋打着旋飞过去，贴着地面沙沙响。

“老陈，关门吧。”秀兰说。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才下午四点半。我们平时都开到晚上八点。我点点头，把外面的货板一块一块插进门槽里。秀兰在里面数钱，把今天的进项——一共四十三块六——装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那铁皮盒子就是我们刚结婚时放钱的那个，上面印着雪花膏广告，女人的脸已经磨花了，只剩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

我们锁了门，沿着马路走。路上铺了柏油，光滑平整，不像当年那条土路了。路边的水渠被填了，上面盖了一排预制板，成了暗沟。青蛙当然也没了，连叫声都听不见了。

“那年你请我吃冰棍，就是走这条路。”秀兰说。

“嗯。”

“那时候路边都是槐树，槐花开的时候，香极了。现在一棵都没了。”

我抬头看，路两边种的是法桐，刚栽了没几年，树冠还不大。旧日的槐树确实没了，砍得干干净净，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树没了可以再种。”我说。

“可再种也不是原来的树了。”秀兰叹了口气，挽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很瘦，骨节分明，但温暖。

我们走了很久，走到镇子边上。那里原来是一片麦田，现在被圈了起来，盖起了一排排的厂房。天彻底阴了，远处传来轰隆隆的机器声，像闷雷，又像很多人在齐声喊什么。风从厂房方向刮过来，带着一股塑料和铁锈混合的气味。

秀兰咳嗽起来。我赶紧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我们掉头往回走，谁也没说话。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秀兰忽然说：“老陈，咱们还是去城里吧。”

“想通了？”

“不是为了享福。是为了孩子。”她掏出手绢擦眼睛，“再说，我也确实有点累了。站了这么多年柜台，这双腿一到阴天就疼得厉害。”

她不说我也知道。她的腿一直不好，当年在供销社站柜台站出来的病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她下班回来，脚肿得脱不下棉鞋，我烧了热水给她泡脚，她疼得直抽气，可第二天照样去上班。

“好。过完年就关店，去城里。”我揽住她的肩膀。她的肩膀单薄，靠在我怀里像一只收了翅膀的鸟。

年还没过完，事情就有了变化。

正月初三，儿子开车来接我们。黑色的桑塔纳，锃光瓦亮，停在巷子口，引来不少邻居围观。儿子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齐，比前年回来时又胖了些。他站在车旁边，笑眯眯地跟邻居打招呼，散烟。我看着他，恍恍惚惚地想起他小时候光着脚在田埂上跑的样子，脚趾头黑乎乎的，像五颗小黑豆。

“爸，妈，上车吧。”他拉开车门。

秀兰扶着车门，回头看了一眼小卖部。卷帘门已经拉上了，上面贴着一张红纸，写着“旺铺转让”四个字，是儿子写的。风刮过，红纸的一角翘起来，在风里瑟瑟发抖。

我们上了车。车开起来，平顺得几乎没有声音。秀兰透过车窗往外看，路两边的厂房不断后退，像一排排灰色的积木。她的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不少，在车窗透进来的光里闪着银丝。我伸过手去，握住她的手。她转过头，对我笑了一下，眼睛里亮晶晶的。

到了省城，一进门，儿媳妇就迎上来，叫“爸、妈”，端茶倒水，忙前忙后。孙子孙女从房间里跑出来，围着秀兰叫“奶奶”。孙女说：“奶奶，你给我织的毛衣我可喜欢了，同学都问在哪儿买的。”秀兰笑得合不拢嘴，说：“喜欢就好，回头奶奶再给你织一件带小熊的。”

晚上躺在床上，我睡不着。窗户是铝合金的，推拉窗，密封得很好，一点风声都听不见。太安静了，反而让人不习惯。秀兰也没睡，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水晶灯，灯关着，但月光透进来，照在上面，亮晶晶的。

“老陈，你闻到了吗？”秀兰问。

“闻见什么？”

“樟脑球味。我总觉得身上还有小卖部的味儿。”

我侧过身，抱住她。她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纸，肋骨隔着睡衣都能清楚地摸到。

“你这是职业病。”我说。

秀兰笑起来，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笑了几声，又停下来，说：“你说，城里怎么这么安静呢？在乡下的时候，天不亮就有鸡叫，晚上有蛐蛐儿。这里什么声儿都没有。”

“有汽车声。你听，马路上还有车过。”

她竖起耳朵听了听，说：“那是外面。屋子里面太静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又说：“老陈，我有点想那个店。那柜台上的玻璃，我擦了多少遍了，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知道。”

“你说，咱们的小卖部，现在是不是已经拆了？那个‘旺铺转让’的纸，肯定早被风刮跑了。卷帘门上说不定还被人贴了什么……”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她的手抓着我的胳膊，手指头冰凉。

“睡吧。明天不是还要去公园吗？儿子说带我们去看省城最大的公园。”

秀兰“嗯”了一声，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呼吸变得绵长起来。我却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在城里的日子，确实清闲，也无聊。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孙子孙女放学，给他们做饭。秀兰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尤其是蒸馒头，又白又软，比城里馒头铺卖的好吃多了。儿子说：“妈，你蒸的馒头有种特别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味儿。”秀兰听了高兴，蒸得更加卖力。

周末的时候，儿子带我们去逛商场。商场大得吓人，上下五层，电梯像传送带一样源源不断地把人送上去、送下来。秀兰站在电梯上，紧紧抓着扶手，脚底踩得不太稳。我扶着她，也扶不稳。我们俩像两只误入迷宫的蚂蚁，被人流裹挟着往前走。

儿子给我们买衣服。名牌的，料子好，做工细。秀兰试了一件又一件，每一件穿在身上都挺括板正。可她在试衣镜前转来转去，眼神里总有一种陌生感。最后她挑了两件最便宜的，说：“够了，够了，家里有衣服穿。”

在鞋帽区，她停下来。货架上摆着一顶深蓝色的工作帽，帽檐硬挺，前面用红字印着“劳动光荣”四个字。她伸手拿下来，翻过来倒过去地看。

“妈，这帽子年轻人戴着好看，你试试。”儿媳妇凑过来说。

秀兰摇摇头，把帽子放回去。转身时，我听见她小声说：“我们供销社那时候也发这种帽子，我有一顶，还没戴过就没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顶。我们结婚前，供销社给每个职工发了一顶工作帽。秀兰没舍得戴，一直压在箱子底。后来搬家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了。她找了三天，把我穿过的每一件衣服口袋都翻遍了，就是没有。那顶帽子像一滴水落进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日子一天天过去，秀兰的话越来越少。她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说胸口发闷，说后背疼。我陪她去社区医院看，医生量了血压，听了心跳，又抽了血，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年纪大了，要注意休息。开了些安神的药。秀兰吃了，还是睡不好。

有一天早晨，我醒过来，看见秀兰坐在床边，上身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在柜台后面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窗帘拉着，光线暗淡。她的侧脸像一幅剪影，安静得让人心慌。

“秀兰？”

“老陈，”她没有回头，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我还在供销社。天刚亮，我打开门，霜花结在玻璃上，我在里面擦柜台。你呢，挑着水桶从门口经过，停下来，往窗户上哈气。我就在里头看着你。你哈出的那个洞，正好在你眼睛的位置。你的眼睛从洞里看进来，黑黑的，亮亮的。”

我坐起来，从后面轻轻抱住她。她的背挺了挺，然后慢慢软下来，靠进我怀里。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醒了。”她说，“醒来的时候，脸上居然有眼泪。老陈，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睡个觉还哭呢。”

“不是糊涂。是想家了。”

秀兰沉默了一阵，然后说：“老陈，我想回去看看。”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回镇上的长途汽车。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得飞快，两旁的树和房子像被风刮走的纸片，哗哗地往后飞。秀兰靠着车窗，眼睛一直看着外面。进入县界的时候，她坐直了身子，说：“快到了。”

汽车停在镇子新修的汽车站。我们下了车，站在站台上，四面张望。镇子变化太大了，大得让秀兰认不出路。好在老汽车站旁边那棵大槐树还在——就是当年卖冰棍的人摆摊的地方。槐树粗壮了许多，枝干虬结，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树上挂着些红布条，都是许愿的人系的。

我们走到小卖部原来的位置。那条街还在，但面目全非了。小卖部的门脸被一家手机店占了，玻璃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机模型。卷帘门上“旺铺转让”的红纸果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LED灯牌，正滚动着“特价手机只需399”的字样。

秀兰站在马路对面，盯着那个门脸看了很久。她的目光一寸一寸地移动，从屋顶到地面，从橱窗到台阶，像在丈量一段逝去的时光。

“找不到了。”她轻声说。

“什么找不到了？”

“所有东西。柜台，货架，还有那个铁皮盒子。都没了。”

我拉起她的手。她的手在风里微微发颤，像一片停留在枝头的叶子。我攥紧了。

我们去了以前的供销社。供销社的房子还在，但被改成了镇文化站。门前的石阶还在，只是被磨得更光滑了。大门紧锁着，从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秀兰把脸贴在门板上，像当年我贴在窗户上哈气一样。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能从那旧木头的味道里，分辨出曾经的酱油味、盐味、煤油味，还有属于她的青春味。

“老陈，你听。”她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风从门缝里吹过，发出细微的呜咽，像某首遥远的、无人吟唱的歌谣。

我们走到了当年她追出来扔硬币的地方。那条路还在，只是拓宽了，铺了沥青。路边的水渠被改成绿化带，种着万年青和冬青。我蹲下来，用手拨开冬青的枝条，找那枚硬币。秀兰也蹲下来，我们两个老人，像孩子一样在绿化带里翻找着。

一个路过的年轻人停下来，问：“大爷，你们找什么呢？是不是丢了东西？”

秀兰抬起头，笑着说：“找两分钱。很久很久以前丢的。”

年轻人笑了：“两分钱现在都见不到了，谁还要啊。”

我们没找到。那枚硬币大概早就不在了，被雨水冲走，被泥土掩埋，被岁月带去了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

回城的路上，秀兰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她的呼吸轻轻扑在我的脖子上，暖而均匀。窗外夕阳西下，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像一块正在慢慢冷却的铁。我看着她睡着的侧脸，眼角深深的纹路像田垄，密而有序。忽然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样子，那个冬天，那扇结满霜花的玻璃窗，那一声被风削去一半的“哎”。

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儿子和儿媳妇还没睡，给我们留着门，留了饭。秀兰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就是她放两分钱的那个。她坐在床上，把布包打开，里面空空如也。她看了很久，然后把布包重新叠好，放进枕头下面。

“睡吧，老陈。”她说。

我关了灯。黑暗里，她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腰上。

“老陈，你说，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是像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