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河北柳河，常遇春在北伐军回师途中突然病倒，没过多久便去世了，年仅40岁。这个消息传到南京时，朱元璋正在等待北方战事的消息，等来的却不是捷报，而是大将猝死的军报。
常遇春的死，之所以在明代历史上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他死得突然，更因为此人一生以敢战闻名。朱元璋后来评价他“摧锋陷坚，莫如常遇春”，意思很明确：攻坚破阵、冲击敌军锋线，常遇春几乎没有可以相比的人。
民间喜欢把他称为“常十万”，说他一出兵便能以一当十万。这个称呼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却也说明他在军中形成了极强的威慑力。值得一提的是，史书并没有证明他真的每一场战斗都毫无波折，但他长期担任先锋，确实少有败绩，且多次在关键战局中改变战场走向。
“从未败过”是后世的概括，“第一先锋”是军队对他的认可，至于“志得意满”以及“莫名其妙暴毙”，则需要放回具体历史环境中重新审视。
一、他不是一开始就身居高位
常遇春出生于怀远一个普通家庭，年轻时并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元末社会动荡，地方豪强、民间武装和农民军相互争斗，许多普通人被迫卷入战争。
常遇春早年曾投奔红巾军系统的势力，后来在1355年归附朱元璋。那时的朱元璋还没有建立明朝，手中兵力有限，周围既有元军，也有陈友谅、张士诚这样的强敌，能够在混战中迅速识别人才，往往比拥有多少兵马更重要。
常遇春给朱元璋留下的第一印象，不是会说话，而是敢打。
他的身形、气力和胆略，在军中都很突出。更关键的是，他并不是只会逞匹夫之勇。临阵冲锋需要勇气，带队突破之后还能稳住阵脚，需要判断力和纪律性。朱元璋重用他，正是看中了这两点。
1356年，朱元璋部攻取集庆，也就是后来的南京。此战对朱元璋意义重大，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城池坚固，交通便利，拿下这里，才算真正拥有了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常遇春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从此逐渐成为朱元璋麾下的重要将领。
但他真正被天下所知，是在与陈友谅的长期较量中。
陈友谅兵力雄厚，拥有规模庞大的水军，曾占据江西、湖北一带，势力一度远超朱元璋。两军之间的冲突，绝不是几次普通交锋，而是决定江南归属的生死之战。
1363年的鄱阳湖大战，常遇春担任重要作战任务。陈友谅的战船高大，数量众多，朱元璋的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并不占明显优势。战斗中，常遇春多次率部冲击敌军，寻找陈友谅军阵的薄弱处。
史书中有“射杀陈友谅部将”的记载，后世也把许多细节讲得神乎其神。具体战果不必过度夸张，但有一点不能忽略：鄱阳湖大战持续时间长、局面反复，朱元璋能够在危急时刻稳住军心，常遇春这样的猛将发挥了重要作用。
鄱阳湖之战结束后，陈友谅势力受到决定性打击。1364年，陈友谅在武昌称帝建立的汉政权基本瓦解。朱元璋由此取得长江中游的控制权，常遇春也从一名勇将，走向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将。
二、他的厉害，不只是敢冲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先锋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将领，似乎只要胆子大、力气足就够了。常遇春并非如此。
他率军作战有一个明显特点：喜欢抓住敌军尚未完成部署的时机。敌军阵形刚刚展开，援军还没有到位，城防还没有完全稳固，这些时候往往是他出击的窗口。
这种打法很冒险。
一旦突破不成，先锋部队就可能陷入重围。常遇春之所以屡次成功，一方面在于个人勇猛，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能够迅速判断敌军的软肋，并且把冲击转化为持续进攻，而不是冲进去后孤立无援。
明军将领中，徐达擅长统筹全局，李文忠善于机动作战，冯胜、傅友德等人各有长处。常遇春的特点，则是把最难啃的部分撕开一道口子。
朱元璋在军队中建立的指挥体系，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勇敢维持。常遇春能长期担任先锋，说明他不仅受到主帅信任，也能服从整体部署。若只知蛮冲，哪怕个人武艺再强，也不可能在几十万人的大战中反复担任核心角色。
有意思的是，常遇春在军中的威望，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脱离指挥系统的独立军阀。他始终属于朱元璋的军事集团，重要作战也多与徐达等人配合。朱元璋需要他的勇猛，却不允许将领借战功形成私人势力，这一点对常遇春同样适用。
他的战功越大，承担的责任也越重。
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北伐。北伐的目标，不是夺取某一座城池，而是推翻元朝在中原和北方的统治。
这支军队先取山东，再向河南、河北推进。常遇春的任务仍然与他的特点相符：在大军推进过程中负责攻坚、突击和关键节点的突破。
北伐战争看似势如破竹，实际并不轻松。元军虽然主力衰弱，但北方地域辽阔，城池众多，地方武装情况复杂。明军既要作战，又要处理降军、粮道和地方秩序，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让胜利变成僵局。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但北方战争并没有真正停止。元廷退到草原以后，仍保有骑兵和根据地，明军还要继续追击，清理残余势力。
因此，常遇春没有因为大都攻克便停止作战。
三、北伐之后，最危险的反而是回师
1369年，明军继续向北推进，曾攻取开平等地。开平是元朝上都所在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明军取得胜利后，军队开始回师。
很多人只看到“打下开平”，却忽略了撤退和回军同样危险。
北方地形开阔，气候变化剧烈，粮食运输困难，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人员和马匹都已疲惫。进攻时可以依靠目标明确、士气高涨来维持战斗力，回师时却要面对疾病、饥劳、追击和道路阻隔。
常遇春就在这个阶段突然病倒。
《明史》记载，常遇春“师还，卒于柳河”，并称其为“暴疾”。所谓暴疾，意思是突然发作的疾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已经查明的具体病名。古代史书对将领死亡的记录往往十分简略，尤其是军中病亡，通常不会留下详细诊断。
关于他的死因，后世出现过许多猜测。有人说是长期征战导致身体透支，有人认为可能是急性脑病、心血管疾病，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于北方气候和军中疫病。还有传闻称他遭人暗害，但正史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
不能因为一个名将死得突然，就自动推断其中存在阴谋。
常遇春长期率军冲锋，身上很可能积累了旧伤。古代战场上的创伤，即便当时没有立刻致命，也可能留下严重后果。再加上多年奔波、饮食不定、睡眠不足，身体状况未必如外表那般强健。
“他能冲锋陷阵，怎么会突然病死？”这是后人最容易产生的疑问。可战争并不只消耗人的勇气，也消耗人的身体。刀枪伤、风寒、感染、劳累，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恶化。
更何况，军队行进中的医疗条件极差。今天看来可以及时救治的疾病，在当时可能只是几个时辰便夺走性命。常遇春去世时40岁，这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并不算高龄，但在长期战争和恶劣环境下，已经是十分危险的年纪。
四、朱元璋为何对他的死格外震动
常遇春去世后，朱元璋十分悲痛，并给予了极高规格的追赠和安葬待遇。洪武三年，常遇春被追封为开平王，谥号忠武。这个安排不仅是对个人功劳的确认，也是在向军队释放一个信号：为建立新王朝立下大功的将领，朝廷不会忘记。
不过，朱元璋的感情与政治判断向来是两回事。
常遇春生前功劳极大，却没有像一些地方将领那样形成独立根基。他的家族后来也受到优待，长子常茂承袭爵位，常升等人继续在军政系统中任职。朱元璋对常家总体上是信任的，但这种信任始终建立在皇权控制之下。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常遇春死得早，恰恰避开了洪武后期最严厉的政治风暴。
蓝玉案发生在1393年，常遇春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常遇春如果活到晚年，是否会受到牵连，历史无法假设。不能因为他的后代后来卷入政治变化，就反过来把他的突然死亡解释成朱元璋的谋害。
史书没有这样的证据。
把名将之死写成宫廷阴谋，故事确实更加曲折，却会模糊真正的问题。常遇春死因不明，首先说明的是史料有限，其次说明的是古代军队的生存条件恶劣，而不是必然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五、“常十万”背后的真实分量
常遇春被称为“常十万”，并不是说他每次出兵都拥有十万人，也不是说他一人可以击败十万大军。这个称呼更多是对他作战能力的夸张表达，意思是常遇春统兵十万，能够发挥出超过普通军队的战斗力。
朱元璋曾说，常遇春平生所统之兵不超过十万，却能“战必胜，攻必取”。这种评价与其说是精确统计，不如说是对其军事风格的高度概括。
他的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敢于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攻城、突击、截击、追击，这些作战往往伤亡最大，稍有不慎便全军陷入被动。常遇春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形成强烈的心理震慑。
二是能够把个人勇力转化为部队战斗力。真正优秀的先锋，不是一个人在前面逞强，而是让身后的士卒敢于跟上。将领若不能把部队带起来，个人再勇也只是孤军。
三是服从整体战略。常遇春的战功大多发生在朱元璋、徐达等人制定的总体部署之中。他不是脱离大军单独求胜，而是在大方向确定之后，用强硬的执行力完成突破。
四是战果具有连续性。一个将领偶然打赢一场仗，并不能说明太多；常遇春从江南争霸到北伐中原，多次参加决定性战役，这才构成了“名将”的基础。
当然，他并不是没有缺点。猛将常常容易在作战中承担过高风险，军队内部的纪律和伤亡问题，也不能因为战果辉煌便全部忽略。史书倾向于突出功臣的战功，对许多具体争议记载不多，后人不能只凭传说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
六、死因之谜，不能替代历史本身
常遇春死后，关于他的故事越来越传奇化。有人把他描述成战场上不可战胜的神将，也有人把他的猝死解释成“功高震主”。这两种说法看似相反，实际都在削弱历史的复杂性。
他确实战功赫赫，但并不意味着从未遇到过危险；他确实死得突然，但没有可靠材料证明是被害；他确实得到朱元璋厚重追封，但这也不等于君臣之间始终没有政治戒备。
明初是一个由战争塑造的时代。朱元璋需要常遇春这样的将领去冲锋陷阵，也需要徐达这样能够统筹全局的人稳定战线。北伐成功后，战争机器开始转入国家治理，军事功臣的角色随之发生变化。
常遇春没有机会经历这个转折。
他去世时，明朝建立仅两年，北方战事仍未完全结束，朱元璋的统治体系也还在搭建。一个正处于事业高峰的大将，就这样在回师途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柳河并不是一座著名都城，也没有发生决定王朝命运的会战。常遇春没有死在敌军刀下，没有死在攻城最激烈的时刻，而是死于军旅途中突然发作的疾病。正因为如此，这场死亡才显得格外突兀。
他的墓葬、谥号和家族爵位，后来都被纳入明初功臣体系。史书留下的，是“开平王忠武”的名号，也是那句对其军事才能的概括。至于他在柳河究竟患了什么病，发作前是否已经出现征兆，随军医生做过什么处理，史料没有继续回答。
能确定的只有：常遇春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长期担任先锋和主力将领，1369年回师途中因暴疾去世，年仅40岁。其余那些惊心动魄的猜测，终究不能代替这几条简短而沉重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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