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6日，江西南昌下沙窝，方志敏走向刑场时，身上已经没有了能够带走的东西，唯有留在狱中的十几万字手稿，等待着穿过重重封锁，见到真正的读者。
这批文字后来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作品。它们并非在安稳书房里写成，而是在脚镣和手铐的碰撞声中，一页一页完成。方志敏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枪杀，却仍抓紧有限时间记录革命经历。
“还有多少时间？”
“不知道，明天，也可能是后天。”
“那就趁还活着，把该写的写完。”
这不是文学上的想象，而是当时革命者所处环境的真实缩影。方志敏的生命只剩半年左右，敌人想从他口中得到赣东北苏区的情况，他却把审讯室和囚牢变成了最后的写作场所。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弋阳漆工镇湖塘村，1935年8月6日牺牲，终年36岁。他出身农家，早年曾因家贫中断学业，后来在乡亲帮助下重新读书。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逐渐进入他的视野，也改变了他原本的人生方向。
1922年，他在上海接触到“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强烈感受到民族屈辱。同年，他进入《民国日报》工作，并在邵力子等人的影响下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到南昌后，他创办文化书社，把书店作为传播新思想和开展秘密联络的重要阵地。
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没有停留在书斋议论，而是深入江西农村组织群众。1924年，他与赵醒侬在南昌郊区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又在弋阳、横峰等地建立革命组织，逐渐形成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方志敏把党的理论同当地社会状况结合起来，重视土地问题，也重视政权、经济和群众组织建设。1931年3月，他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十军政委，后来又担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成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1934年，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政治委员，刘畴西任军团长。为配合中央红军并开展北上抗日行动，红十军团向浙皖边区转进，却在谭家桥一带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战斗失利后，部队伤亡严重，形势迅速恶化。
在突围过程中，粟裕率领一支部队先行冲出包围。由于主力未能及时跟上，方志敏和刘畴西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设法返回接应。队伍被打散后，方志敏与警卫员魏长发进入怀玉山区高竹山附近的山洞藏身。
那时的山中异常艰苦。连续多日缺粮，方志敏又负伤，行动十分困难。魏长发提出，自己的姐姐被卖到附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可以借机弄些食物。方志敏并未怀疑他，只是担心下山危险。在魏长发反复保证后，他才同意对方出发。
魏长发走到枫岭头便被国民党军队捕获。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他是方志敏的警卫员。他谎称自己只是吃不饱饭才参加红军，也说不认识方志敏。但在审讯和恐吓面前，他很快暴露出慌乱。敌人随即改变策略，以金钱和婚姻为诱饵，诱使他交代方志敏的藏身地点。
100块大洋，对一个长期缺衣少食的人或许是巨大诱惑；但在革命队伍中，这个警卫员掌握的却是首长和战友的性命。魏长发最终招供，国民党军队据此重新搜山。1935年1月29日上午，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捕。
被捕后，方志敏先后遭到劝降和刑讯。蒋介石曾安排人员前往游说，希望这位赣东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改换立场，但没有成功。方志敏没有把被捕看作个人遭遇，而是把它当作向敌人和社会说明革命事业的机会。
他以写“自白书”为由取得纸笔，写出的却是六万字左右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后来，在特殊“狱友”胡逸民帮助下，部分手稿被设法带出监狱。胡逸民曾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虽被关押，却受到相对宽松看管，最终兑现承诺，将文稿转交出去。
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敌人什么时候开枪，他并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枪决到来之前，应当把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下来。这种选择，使他的文字没有停留在个人悲欢，而成为一份关于根据地建设、群众生活和革命实践的历史记录。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遇害。胡逸民获释后，将手稿带到上海，并通过宋庆龄、鲁迅等人的帮助转交给共产党组织。烈士牺牲了，文字却没有被囚禁在牢房里。
魏长发此后长期隐姓埋名。1950年12月，四川宜宾南溪县一名木炭店老板被公安人员带走调查，经查明正是当年出卖方志敏的魏长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随后执行枪决。一个人在刑场留下著作，另一个人在审判中结束生命，怀玉山那场背叛，终于留下了明确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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