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北京医院，宋庆龄、何香凝与廖梦醒三家人之间的旧日情谊，被一封信重新牵起。何香凝病逝后，宋庆龄写信安慰廖梦醒，其中有一句话格外沉重：“如果我两膝能够支撑住，我是一定要给她送行的。”
信中的“她”，正是何香凝。
宋庆龄当时已经年近八十，身体状况并不好。可即便如此，何香凝去世后，她仍在9月1日凌晨赶到北京医院，向老朋友作最后告别。9月5日的追悼会上，她又亲自致悼词。行动不便，便由意志支撑着完成这场送别。
宋庆龄为何把这份悲痛写给廖梦醒？因为廖梦醒不仅是何香凝的女儿，也是她相识半个多世纪的晚辈、助手和知己。
1915年，日本东京，孙中山与宋庆龄举行婚礼。年仅11岁的廖梦醒跟随父母参加婚礼。她会说一些日语，婚礼上还帮忙做了翻译。那时的宋庆龄只有22岁，却已经给这个小姑娘留下了深刻印象。
廖梦醒曾盯着宋庆龄脖子上的项链问：“Aunty，我以后结婚时，可以借来戴吗？”宋庆龄听后笑了起来。这个称呼也一直保留下来，哪怕后来两人共同经历了复杂的革命岁月，廖梦醒仍习惯称她为“Aunty”。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廖梦醒回到广州进入执信学校读书。由于学校距离总统府较近，她常到孙中山、宋庆龄家中吃饭。耳濡目染之间，她逐渐习惯用英语交谈，也更早接触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
1927年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宋庆龄与廖梦醒一度身处海外，联系减少。廖梦醒结婚时，宋庆龄仍送给她一只手提包。后来，廖梦醒与李少石秘密结婚，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人生道路由此发生根本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廖梦醒在宋庆龄身边承担了大量实际工作。她既是秘书，又负责接待、联络和文件处理。宋庆龄要见国内外友人，许多细节都由廖梦醒安排；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募捐、救济和医疗援助，也离不开她奔走协调。
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迁往重庆，廖梦醒还承担起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那时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信息传递稍有差错便可能影响全局，她因此被称为“红色交通员”。筹集资金、转运物资、联系医疗设备，样样都要经手。
有一次，国外捐赠的一台大型Ｘ光机需要运往抗日根据地。廖梦醒奉宋庆龄之命，多方联系，找到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上校协商，最终办妥运输事宜。看似只是设备调动，背后却牵涉战时交通、军方手续和物资安全，绝非普通秘书工作。
1945年10月8日，李少石在重庆遇难。廖梦醒遭受巨大打击，但周恩来转达宋庆龄的希望后，她很快重新投入工作，前往上海协助宋庆龄募捐款项和医疗器材，并参与儿童剧团等事务。个人生活的剧痛，没有让她停止承担地下联络任务。
1947年，上海局势日益紧张。一名国民党官员的夫人得知地下党员即将被捕，设法把名单透露给廖梦醒。消息传出后，廖梦醒本人也进入搜捕名单，只得带着女儿转赴香港。她长期保持秘密党员身份，许多革命同情者无法找到地下组织时，也会通过她传递消息。
1949年，北平即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党中央安排廖梦醒与邓颖超前往上海，接宋庆龄北上。两年未见，宋庆龄初见廖梦醒时，竟把她当成了女兵。直到那声熟悉的“Aunty”响起，她才认出眼前的人。
宋庆龄起初不愿前往北平，因为那里留有孙中山逝世等旧日伤痛。廖梦醒和邓颖超反复劝说，她才同意北上。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工作地点和职责有所变化，见面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频繁，但书信始终没有中断。
公开资料显示，宋庆龄与廖梦醒自1945年至1981年间留下不少通信，许多信件以英文写成。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宋庆龄写给廖梦醒的信更为密集。身体不便时，纸笔便成了她们维系旧交的主要方式。
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关系，则始于共同的革命选择。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擅长联络国际友人和社会各界，为中国抗战争取援助；何香凝依托国民党元老身份及书画界影响，团结文化人士宣传抗战。两人分工不同，却在重大问题上彼此支持。
廖承志被捕后，宋庆龄与何香凝都曾设法营救。她们既是战友，也是亲家般的故交。新中国成立后，三人继续参加国家和妇女界的重要活动，何香凝还与宋庆龄、廖承志共同当选相关会议主席团成员。
1972年7月，何香凝因肺炎住院，宋庆龄曾亲自前往探望。9月1日凌晨，何香凝在北京医院逝世。几天后，宋庆龄在写给廖梦醒的信中说，自己在追悼会上“分辨不清那些家属”，因为“两眼已是热泪盈眶”。那封信，后来成为两位老战友半个多世纪交往中最令人难忘的文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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