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27日，缅甸芒友，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那一刻，滇缅公路重新贯通，远征军在异国战场上付出的牺牲，终于换来了一条战略生命线。站在会师现场之外，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支部队的三位主要司令官，战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远征军的故事，并不是一支部队单独完成的胜利。它牵动着重庆、印度、云南和缅甸多个战场，也牵动着中英美三方复杂的指挥关系。司令官的任用与更替，往往不只由战场胜负决定，还受到派系、外交和军队整合的影响。
1942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入缅作战，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担负主要任务，总兵力约十万人。第五军刚在昆仑关取得胜利，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少有的机械化部队，杜聿明任军长，麾下还有戴安澜、廖耀湘等将领。
名义上的远征军总司令是罗卓英。此人长期在陈诚系统内任职，参加过淞沪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和上高会战，具备较丰富的战役指挥经历。不过，远征军开赴缅甸时，罗卓英未能及时到达前线，实际指挥重任便落到了杜聿明肩上。
这次作战并非毫无收获。同古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坚守阵地；仁安羌战役里，中国军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部队。遗憾的是，英缅方面配合不畅，缅甸战局迅速恶化，远征军被迫分路撤退。部分部队退回云南，另一部分则穿越野人山，进入印度。
野人山撤退，是远征军历史上最艰苦的一页。疾病、饥饿、雨季和复杂地形，比日军子弹更持续地消耗部队。许多官兵倒在途中，能够抵达印度，已经付出了极高代价。也正因为这次惨痛教训，后来中国驻印军的训练、装备和后勤，才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了印度，战局出现变化。史迪威推动建立训练基地，把退入印度的中国军队整编为新一军，进行美式训练。中美联合指挥机构成立后，罗卓英担任副总指挥，但他与史迪威之间矛盾不断，最终被调回国内，郑洞国接任相关职务。
有意思的是，罗卓英虽然离开了缅甸前线，却没有离开远征军这条历史线。他是第一任总司令，后来又参与相关指挥体系的安排。只是战争从第一次入缅转入反攻阶段后，真正需要一位能够统筹中美部队、协调国内外资源的将领。
这个人起初是陈诚。
1943年2月1日，重庆方面任命陈诚担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负责训练和反攻准备。陈诚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很高，也是蒋介石倚重的将领。不过，远征军的具体反攻行动，后来主要由卫立煌主持。陈诚因身体和国内事务等原因，未能长期承担缅甸前线的实际指挥。
卫立煌的优势，在于熟悉大兵团作战，也有较强的战场判断能力。反攻计划展开后，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相互配合，先后投入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以及滇西松山、龙陵、腾冲等战斗。
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成为反攻中的重要力量。美式装备改善了火力和通信，系统训练则提升了部队协同能力。日军第十八师团在缅北遭到重创，孟关等地相继被攻克，密支那机场的争夺也成为整个战局的关键节点。
滇西战场同样艰苦。松山地形险要，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中国军队不得不采取坑道爆破等办法逐步推进。腾冲、龙陵等战斗持续时间长，伤亡极大。胜利不是装备自动带来的，而是官兵在泥泞、山地和炮火中一点点打出来的。
1945年1月芒友会师后，中印公路全线打通，援华物资终于能够绕开日军封锁进入中国。这场会师，标志着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也使第一次入缅作战留下的战略遗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战争结束后，三位司令官的人生分叉更加明显。罗卓英于1949年后前往台湾，晚年在台北生活，1961年病逝；陈诚也去了台湾，曾任“行政院长”等职务，1965年在台北病逝。
卫立煌则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55年回到北京，参与国家军事事务。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同一支远征军，三位司令官最终走向不同地域。战场上的命令会随着战争结束而停止，个人选择却往往被时代、立场和历史处境共同塑造。芒友会师之后，远征军的番号渐渐淡出军史，但那条用血肉打通的道路，以及三位司令官留下的不同结局，仍然嵌在抗战史的转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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