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临淄，齐桓公与管仲面对鲁国时，谋划的不是怎样攻城，而是怎样让鲁国自己放下兵器。
齐国与鲁国相邻，鲁庄公并不愿意向齐国低头。若直接出兵，齐国即使取胜，也要付出军费和伤亡，还可能引来其他诸侯趁火打劫。管仲看准了这一点，提出的办法十分古怪：齐国上下，只准穿鲁国出产的缟布，齐国却不许本国织造。
命令一出，鲁国商人像闻到了金子。缟布需求猛增，价格上涨，贵族和百姓纷纷转去纺织，连农田也受到影响。有人劝道：“布匹虽贵，总不能拿来充饥。”可在一片赚钱声中，这句话很快被淹没。
鲁国以为自己找到了发财之道，齐国却突然停止购买缟布。市场一断，鲁国的布匹堆在仓库里，织工失去收入，粮食也出现缺口。偏偏齐国早已准备好粮食，鲁国只能用高价购买。
这招狠在哪里？它没有逼迫鲁国转行，而是用利润引导鲁国主动转行；没有立刻夺走土地，却让鲁国放弃了土地。等到鲁国醒悟，经济命脉已经握在齐国手中。所谓“齐纨鲁缟”的故事，见于先秦典籍中的轻重之术，细节或有后人加工，但其中以市场诱导对手的思路，确实十分典型。
比夺城更可怕的，是让对手内部先乱起来。齐景公时期，齐国有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武力出众，却彼此争强，朝中不少人对他们颇为忌惮。
晏子看出了隐患，便向齐景公进言，借两枚桃子赏赐三人，规定谁的功劳最大，谁便取桃。公孙接先说自己曾搏虎，田开疆说自己曾退敌，两人各自取桃。古冶子不服，列举自己救国君脱险的功劳，认为自己更该得桃。
桃子没有了。三人觉得颜面尽失，先后拔剑自尽。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二桃杀三士”。《晏子春秋》记载了这一故事，但它带有明显的寓言色彩，不能简单当作未经争议的史实。可它揭示的权力逻辑很真实：强者并不一定需要正面消灭，稍稍改变分配规则，就可能让他们互相证明、互相争夺，最后自行崩解。
前两计，一个毁掉国家的生产方向，一个撕开集团内部的体面。若说还有一种更深的手法，便是把对手的警惕，改造成对方主动接受的制度。
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势力坐大。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七国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七国之乱爆发。叛乱平定后，中央开始重新处理诸侯问题。汉武帝即位后，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这一步看似温和，实际却釜底抽薪。
按照旧制，诸侯王的封国主要由嫡长子承继，王国能够保持完整。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把土地分给其他子弟，让他们也获得封侯资格。表面上看，这是皇帝施恩，诸侯家族人人受益；实际上，完整的王国被不断切割，长子得到的只是较小核心，其余土地分散到众多支系手中。
有意思的是，这项政策并没有直接夺爵，也没有大规模动兵。主父偃对汉武帝说：“诸侯子弟皆得推恩，便可渐弱。”话说得很轻，后果却极重。诸侯王若公开反对，便等于阻止自己的亲族受封；若接受诏令，封国便一块块缩小。
这才是最难防的地方。刀兵会激起反抗，利益却能让人主动配合。推恩令借助宗法关系完成权力拆解，使地方势力从一个整体变成许多彼此分立的支系。到汉武帝后期，诸侯王仍有封号，却已很难像过去那样左右天下。
三种计策，表面手段完全不同：缟布利用贪利，桃子利用争功，推恩令利用亲情与名分。它们共同之处，是不急着摧毁对手，而是让对手在自以为获利、自以为占理的过程中，逐渐失去真正的依凭。
最毒的计谋，往往不露锋刃。对方直到局势无法挽回，才发现那条路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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