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北京，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一名年轻女工站在机器旁，听到车间里有人喊：“钱上有你！”她一时没明白，直到师傅指着刚发行的纸币，才知道自己的画像被印在了五角券上。
这名女工叫蒋定桂。她没有显赫职务，也没有大学学历，进入纺织厂时，最现实的愿望只是挣一份工资，照顾好患病的母亲。可她的父亲，却是近代中国军政史上颇有分量的人物——蒋光鼐。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突然进攻上海闸北。时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原本正在养病，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指挥部，与蔡廷锴、戴戟等人商议迎战。他们没有飞机、坦克，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却没有选择退让。
蒋光鼐此前已经下达过明确命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这道命令，使十九路军在日军突袭后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淞沪抗战由此打响，也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一战。
战场上的十九路军打得极其艰苦。日军拥有海陆空军协同优势，飞机轮番轰炸，坦克和装甲车掩护步兵冲击。十九路军只能依靠步兵和简陋火力坚守阵地，白天作战，夜间修筑工事，补给和休整都十分困难。
有一次，蒋光鼐刚下达出击命令，南京方面的停战指示便到了。军令不能不听，他只得收回命令。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感慨那是一场“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
部队家属陆续撤离时，蒋光鼐却要求妻子黄晚霞留下。黄晚霞问他怎么办，他只说：“你不能走。你一走，大家会以为我没有决心。”她随后留在上海，参加后方医院的伤员慰问工作。
经过多次增援，日军兵力逐步增至八万左右，而十九路军只有四万疲惫之师。1932年3月1日，中央阵线被突破，援军无望的十九路军被迫撤退。淞沪抗战虽未能改变战局，却让蒋光鼐和十九路军赢得了广泛声誉。
更值得一提的是，蒋光鼐并不愿把部队继续用于内战。1933年，他与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尝试同红军谈判停战、联合抗日。
这场行动最终因力量悬殊、内部准备不足以及合作未能及时落实而失败。蒋光鼐退往香港，后来参加民主党派活动。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反对内战，并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从香港赶到北平。
1949年9月，蒋光鼐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2年出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一个曾经带兵抗日、参与政治转折的将领，后来负责起步阶段的国家纺织工业建设。
蒋光鼐共有十二个子女。除早逝的长子外，多数子女都考上了大学，唯独最小的女儿蒋定桂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她出生于1947年，幼年随家人辗转香港、北京，曾在北戴河度过暑假，生活原本与普通孩子不同。
转折出现在她读高中期间。特殊年代到来后，她的求学道路中断。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因癌症在北京病逝，追悼会于6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蔡廷锴等参加了悼念活动。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压力落到蒋定桂身上。母亲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兄姐又分散在各地。1969年，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能够安排一份工作，让自己既能劳动，又能留在北京照料母亲。
这封信寄出后，她等待了数月。1970年初，在有关方面过问下，蒋定桂进入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为一名普通纺织工人。她后来曾说，这是蒋家几代人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
她在车间里推纱锭、学操作，和其他工人一样按时上下班。设计第三套人民币五角券图案时，工作人员曾到纺织厂拍摄劳动场景，蒋定桂的动作和形象被记录下来。1972年，五角券图案完成设计；这张纸币实际于1974年1月5日发行。
纸币进入流通后，车间里的工友才发现，票面中央那名推着纱锭的女工，竟然就是身边的蒋定桂。她没有因此离开岗位，也没有获得特殊身份，仍在纺织厂工作，照顾母亲，过着一名普通女工的生活。那张青莲色五角券，记录的正是她人生中一段并不显眼、却真实存在的劳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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