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8日清晨，台湾一处看守所内，萧明华已经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面对即将执行的死刑，她忽然改变口风，提出要见哥哥一面。审讯人员以为这名始终不开口的共产党地下党员终于动摇了，却没有想到，这句话本身就是她留下的最后一道密令。
真正让敌人误判的，是一个装有七颗鱼肝油丸的小瓶子。这个细节看似普通，放在萧明华手里，却有特殊含义。她借“鱼”暗示“于”，又利用嘉兴方言中“七”与“去”近似的读音，向外界传递信息：于非已经暴露，必须立即撤离。
萧明华出生在浙江嘉兴，家中排行第五，也是最小的女儿。父母靠劳作养活一家七口，三个哥哥都被送去读书。大哥后来到河南开封工作，全家随之迁居，她也在那里完成学业，考入开封师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生活再次被迫改变。1939年，全家来到重庆。萧明华年纪不大，却很早承担起照料家人的责任。1941年，她从重庆师范毕业，进入青木关师资训练班任教，接触到大量进步书籍，也逐渐认识到，教书和写作之外，还有更严峻的时代选择。
1943年，她考入白沙女子师范学校。住校期间，萧明华写小说、杂文，参加进步活动，文学创作并没有让她远离现实，反而使她更加关注民族命运。她的作品曾得到作家谢冰莹肯定，这段经历也锻炼了她观察社会和表达思想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她进入北平师范大学继续求学。在那里，萧明华结识了朱芳春。朱芳春是地下党负责人，后来使用“于非”这一化名活动，与萧明华的哥哥也相识。朱芳春向她提供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文章，两人经常谈论国内形势与学生运动。
有一次，朱芳春试探性地问她：“愿不愿意参加组织？”萧明华没有犹豫，立即回答：“我愿意把一切献给党。”经过考察，她正式进入地下工作。那时的国统区，传递一份文件、接触一名同志，都可能引来逮捕。她清楚危险，却没有退缩。
1948年，经组织批准，萧明华前往台湾，受聘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教师身份为她提供了公开掩护，她则通过教育界、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逐步建立联系，搜集对组织有价值的情况。
后来，朱芳春因组织学生运动遭到追捕，也秘密来到台湾，负责当地地下工作。为了掩护两人的真实关系，组织安排他们公开以夫妻身份活动，甚至举行婚礼、宴请宾客。这个身份并非私人安排，而是地下工作中常见的隐蔽手段，目的是减少旁人怀疑。
在两人的组织下，“台工组”持续向大陆传送情报。1949年6月，于非秘密返回北平，带回台湾方面的兵力部署等重要情况。金门战役失利后，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敌军情报更显紧迫。1949年12月起，台工组先后六次传回资料，其中包括两份特密级军事情报。
危险来自组织内部。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台湾地下情报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人员被捕。台工组未能及时获知这一变化，也陷入了被搜捕的危局。
2月4日，有人敲响于非和萧明华住所的房门。萧明华听出异常，立即让于非从后门撤离，自己留下拖延。两天后的深夜，她被捕。进门时，她只说要拿一件衣服，随后走到后院取下晾在竹竿上的旗袍。这个动作，是她向同志发出的警告：自己已经暴露。
她与哥哥一同被捕。3月25日，哥哥获准保释，她却被转押到另一处看守所。审讯和刑讯持续数月，身体多处骨折，曾反复昏迷。敌人想从她口中撬出组织关系和情报，她始终沉默，偶尔只是冷冷一笑。
11月8日凌晨5时许，审讯无果，敌方宣布判处她死刑。就在这时，萧明华提出：“我可以招，但我要见哥哥一面。”审讯者以为她终于屈服，匆忙答应。没人想到，她是在利用最后一次接触外界的机会，为于非争取撤离时间。
行刑时，萧明华拒绝下跪，年仅28岁。于非在内线掩护下离开台湾，辗转返回大陆，并将那两份绝密情报交给组织。1982年9月11日，萧明华的骨灰被送回大陆，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朱芳春已身患重病，仍坚持参加追悼会，并亲自为老战友送行。墓碑背面没有长篇生平，只留下三个字：“归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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