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林徽因在美国留学时得知父亲林长民死于战乱。消息传来，她失去了经济依靠，也失去了家中最能理解自己的人。更难处理的是，母亲何雪媛此后把生活的重担与情绪，都压到了这个长女身上。
那张流传不多的母女合影里，何雪媛神情拘谨，林徽因端坐一旁。两人的距离并不远，气氛却显得生硬。照片不会说话，但林徽因后来写给费慰梅的信，留下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
这句话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次争吵。林徽因与母亲之间的矛盾，早在童年便埋下了根。何雪媛出身浙江嘉兴普通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嫁入林家时年纪很小。她懂得的，是旧式家庭里对妻子和母亲的要求，却不懂如何与一个日渐成长、思想开阔的女儿相处。
林长民是清末民初颇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常年奔走在外。何雪媛文化有限，在林家既难以参与丈夫的思想世界，也不容易获得婆母的认可。她没有稳定的事业，更缺少独立生活的能力，家庭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丈夫的态度和子女的性别。
林徽因出生后，林长民曾赴日本，父女相处并不连续。何雪媛后来又生下一女一子，但两个孩子先后夭折。对一个旧式妇人而言，丧子不仅是私人悲痛，还意味着家族期待落空。她的怨恨无处安放，便在日常生活中变成了抱怨、责骂和反复的情绪宣泄。
林徽因年纪尚小，却很早学会察言观色。母亲的不满，往往并不直接指向某一件大事，而是藏在一顿饭、几句闲话、一次家庭往来中。她既同情母亲的处境，又承受着母亲施加的压力，这种感情很难用“孝顺”或“不孝”一刀切开。
事情更复杂的地方，在于林长民后来迎娶程桂林。程桂林识字，性情温和，又为林长民生下几个儿子。何雪媛在丈夫心中的位置受到冲击，林徽因也随母亲搬到相对冷清的后院。前院有欢声，后院多沉默，年幼的林徽因夹在两个家庭之间，逐渐成了最懂事的那个人。
有意思的是，程桂林并没有把林徽因当作争宠的对象。林徽因到前院照看弟弟妹妹，程桂林往往愿意接纳她。林徽因与这些同父异母的弟弟相处融洽，后来也一直承担着长姐的责任。这个家庭里，真正给她提供宽松空间的人，反而是那位常被外界称作“姨娘”的程桂林。
1920年，林长民带林徽因赴欧洲游历。这样的经历，使她接触到更大的世界，也让她与普通旧式闺秀拉开距离。她后来学习建筑、参与建筑史研究，并非凭空获得的才华，父亲早年给予的教育和视野，起到了关键作用。
林长民于1925年在福建战乱中遇害，林徽因当时正在美国。梁启超得知情况后，对她和梁思成继续求学给予帮助。林徽因与梁思成早有感情基础，两人的婚姻并不能简单说成是为了报恩或被家人安排。可是，父亲离世后，林家的经济和亲属事务，确实越来越多落到她肩上。
程桂林后来带着子女回到福建，林徽因与弟弟妹妹仍保持联系。她成名后，弟弟林恒曾到北平求学并寄住在她家。林徽因对弟弟照顾周到，何雪媛却常因生活琐事与林恒发生摩擦。长姐要维护弟弟，又不能完全不顾母亲，家庭关系再次把她推到中间。
林恒后来投身空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林徽因对此深受打击。她一生承担的，不只是建筑师、教授和作家的身份，还有林家长女的责任。母亲的不安、弟妹的前途、亲属间的矛盾，常常同时压在她身上。
何雪媛没有受过教育，确实缺少独立谋生的能力，但“没文化”并不能解释她全部的行为。长期处在失宠、丧子、贫困和孤独中的旧式女性，往往没有表达痛苦的出口。遗憾的是，她把自己的困境变成了女儿必须承受的困境。
林徽因对母亲不是没有感情。她理解何雪媛的悲苦，却无法忘记那些责骂与压迫；她愿意照料母亲，也需要与母亲保持距离。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何雪媛晚年失去了唯一成年的亲生女儿，母女之间那些没有说完的话，也停在了那张沉默的合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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