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清晨，长安城大明宫里的石榴树上，据说降下了甘露。这事儿听着就透着邪乎——十一月的长安，冷风刮得人脸疼，石榴树早秃得只剩枝丫了，哪来的甘露？
可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就站在那棵树下，一脸激动地跟皇帝说：陛下，祥瑞啊！
唐文宗李昂听了，眼睛一亮。他等这一天，等得头发都快白了。
皇帝想杀人，先得找个敢动手的
要说唐文宗这皇帝当得有多憋屈，得从他怎么坐上龙椅说起。他哥哥唐敬宗被宦官杀了，他自己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的。说白了，他这个皇帝，是宦官们挑剩下的。
但李昂不是个认命的性子。他表面上对宦官客客气气，心里头那团火，烧了整整五年。他想除掉宦官，可满朝文武，谁敢跟他干这事？前头有个宰相宋申锡试过，结果消息走漏，反被宦官倒打一耙，贬到外地，郁郁而终。
就在这时候，两个人凑了上来。
一个叫李训，出身名门，是宰相李逢吉的堂侄。这人脑子活，嘴皮子利索，就是名声不太好——为了往上爬，他巴结过权宦王守澄，送钱送得手软。另一个叫郑注，更绝，原本是个江湖游医，靠着一手医术治好了文宗的面瘫和中风，又攀上王守澄这棵大树，混进了权力核心。
这俩人，在旁人眼里就是宦官的马仔，天天仗着王守澄的势作威作福。可没人知道，他们私下里早就跟文宗搭上了线。
文宗这步棋走得妙啊。李训和郑注是王守澄举荐的，宦官们对他们不设防。皇帝跟这俩人密谋，等于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挖地道。
第一步，文宗以李训的计策，杖杀了当年参与杀害宪宗的宦官陈弘志。第二步，提拔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分王守澄的兵权。第三步，直接赐毒酒，送王守澄上了西天。
王守澄死的那天，文宗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可他没料到，前脚赶走一只狼，后脚引来一头虎——仇士良接手了神策军，比王守澄更狠，更精。
一场政变，毁在一棵石榴树上
王守澄死了，李训和郑注本该联手，趁热打铁干掉仇士良。可这俩人，偏偏在这时候起了内讧。
李训升了宰相，就开始防着郑注抢功。他把郑注打发到凤翔当节度使，表面上说是外援，实际上是想独吞功劳。按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让郑注以给王守澄送葬为名，带几百精兵入京，趁宦官们参加葬礼时一网打尽。可李训等不及了，他怕郑注抢了头功，决定提前动手，还顺手把郑注也列进了事后要清除的名单。
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上奏说左金吾仗院里的石榴树夜降甘露。文宗装模作样地带着百官去含元殿，又派李训等人先去查验。李训回来禀报：陛下，那甘露看着不像真的，要不您再派个人去瞅瞅？
文宗心领神会，点名让仇士良带着一帮宦官去看。
仇士良走到左金吾仗院门口，迎面撞上韩约。这位大将军满头大汗，脸色白得跟纸似的。仇士良心里咯噔一下：这大冷天的，你出什么汗？
他再一抬眼，发现院墙后面隐隐有甲兵的身影。仇士良反应极快，转身就跑，一路狂奔回含元殿，一把抓住文宗的轿辇，扯着嗓子喊：李训谋反！
李训一看事情败露，也豁出去了，冲上去抱住轿辇不放，喊着金吾军护驾。可这时候，宦官们已经簇拥着文宗往宣政殿跑了。李训追上去，从靴子里拔出刀，眼看就要刺中仇士良，却被其他宦官一拥而上打倒在地。
文宗被宦官们劫持回了内殿。仇士良回头就派神策军五百人，见人就砍。宰相舒元舆跑了，宰相王涯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被抓回来，在刑讯逼供下自诬谋反。贾餗更冤，以为自己只是被冤枉，主动去投案，结果照样被杀。
这一天，长安城里血流成河。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们，从此每天上朝前都要跟家人诀别，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李训逃出长安，半路上被追兵赶上。他怕受刑受辱，说服士兵杀了他。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张仲清带兵围杀，全家老小一个没留。钱可复临死前求饶，他十四岁的女儿抱着他喊：“杀我父亲，我还有什么脸活着！”父女俩一起被砍了头。
皇帝问：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
政变之后，文宗彻底成了仇士良的提线木偶。宦官们知道皇帝参与了密谋，对他恨之入骨，虽然不敢杀他，但也没给他好脸色。
文宗从此再没笑过。宫里照样摆着宴席，歌舞升平，可他坐在那儿，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他写过一首诗：“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我站在高处，心里有多少事，可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一次，他赏牡丹，忽然想起被杀的宰相舒元舆写过一篇《牡丹赋》，当场落下泪来。
还有一次，他问当值学士周墀：“朕比得上前代哪位君主？”
周墀赶紧拍马屁：“陛下是尧舜之君。”
文宗苦笑：“朕哪敢比尧舜？朕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
周墀吓得直摆手：“那俩是亡国之君，怎么能跟您比？”
文宗叹了口气，说：“周赧王、汉献帝是被诸侯挟持，朕呢？朕是被家奴挟持。这么一比，朕还不如他们。”
说完，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周墀趴在地上，也跟着哭。
从此，文宗再也不上朝了。
开成元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书为王涯等人鸣冤，矛头直指仇士良，声言“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仇士良这才慌了，滥杀之风稍稍收敛。可文宗的心已经死了。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他死后，仇士良又拥立了唐武宗——皇帝连选继承人的权力都没有。
甘露之变后，宦官专权的局面不但没被打破，反而变本加厉。中书省、门下省成了摆设，“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直到唐朝灭亡，宦官势力才被朱温连根拔起——可那时候，大唐也快完了。
李商隐的诗里写过这事：“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意思是说，李训郑注这俩人，心思未必是坏的，可这事儿办得太不靠谱了。
说到底，甘露之变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局。皇帝把宝押在两个投机分子身上，这俩人又互相猜忌，临阵还各自打着小算盘。最要命的是，他们手里那点兵，根本不是神策军的对手。
文宗至死都没想明白一个道理：想从宦官手里夺权，光靠阴谋诡计是不够的。你得有兵，有将，有真正信得过的人。可晚唐的皇帝，身边除了宦官，还能信谁呢？
那句“受制于家奴”的叹息，成了大唐帝国最后的挽歌。一个连自家奴才都管不住的皇帝，又怎么管得住这偌大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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