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创作《红高粱家族》中的系列中篇时，写到中途，突然意识到，应该为小说的主人公，安插一个政治诉求了。
《红高粱家族》里的首篇作品，写到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写到了野地里的爱情华彩剧，但是，这仅仅是行动中的一个过程，不是精神追光，随着莫言对“我爷爷”余占鳌刻画的深入挖掘，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个精神理想与政治诉求的话，那么，是无法给予这个人物以一个立得住的理由的。
于是，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系列第四部《高粱殡》中，很突兀地描写了在墨水河大桥之战两年后的这段区间内（1941年），“我爷爷”加入了民间道门组织铁板会。
铁板会里有一个帅气的青年，名叫“五乱子”，按照莫言在其它作品里的描写，“五乱子”是高密东北乡的一个人见人畏的土匪，显然，这个“五乱子”出现在小说中，是莫言出于临时抓差的目的，而塞入到小说情节中的。
“五乱子”对“我爷爷”颇为看好，在余占鳌加入了铁板会之后，对他进行了一番游说，大意是劝“我爷爷”建立独立王国，摒除各种势力对高密东北乡的侵入。他的言说如下：
——“我想来想去，偌大个高密东北乡，只有余司令您是个大英雄。因此我串通了数十个弟兄，一齐发难，要黑眼请您入会，这叫做引虎入室之计，你在会里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争取同情和声望，尔后小弟伺机除掉黑眼，然后扶您为主，改换门庭，严饬纲纪，扩大队伍，先占住高密东北乡，尔后向北发展，占领平度东南乡，再占胶县北乡，三片联成一气，这时，就可以在盐水口子设都，亮出铁板国旗号，您就是铁板王，再以后，就派三路兵马，一路攻胶县，一路攻高密，一路攻平度，共产党、国民党、日本鬼子，统统翦灭，力拔三城之后，天下就算粗定了！”——
小说写到爷爷的态度是：“五乱子一番话像抹布一样擦亮了他的心，擦得他心如明镜，一种终于认清了奋斗的目标、预见到远大前程的幸福感一浪接一浪在心头奔涌。”
这一段情节发生在1941年，已经在第一回合的《红高粱》抗日故事发生之后。“爷爷”在考虑着抗日胜利后，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五乱子不失时机地向“爷爷”点出了一个地区性独立的理想。也就是“我爷爷”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土匪，其实在小说这里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着鲜明的政治企图。
那么，这个企图是哪里来的？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直持续为莫言输出着爱情格局、血战模板的《静静的顿河》，继续提供着一个小说里的政治势力的精神诉求。
在《静静的顿河》第二部卷五第二章中，作者写到一个“哥萨克自治分子”伊兹瓦林，小说对他的出身经历有着详细的描写：
——叶菲姆·伊兹瓦林是宫陀洛夫斯克镇的一个富裕哥萨克的儿子，在诺沃柴尔喀司克士官学校受的教育，毕业以后就被派到前线上的顿河第十哥萨克团去，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光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得到了“几枚挂在胸前的军官十字章，并在全身的前前后后許多地方受了十四处手榴弹伤”，后来为了要完成自己那才担任了不久的兵役职务又被派到第二后备团来了。
伊茲瓦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是一个毫無疑問地具有極高天資的人，他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哥薩克軍官通常所受到的教育标准，他是一个狂熱的資產階級自治分子。二月革命使他振奮起來，使他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和那些信仰独立自主論的哥薩克們联絡起来，巧妙地宣傳着頓河軍州完全自治的論調，宣傳要在頓河沿岸建立那种早已經有过的統治制度，这种制度还是在沙皇伸手占領頓河沿岸以前就存在过的。
他很懂得历史，他有着一顆热情的腦袋，他的头腦很清楚很明白；他动人而又美丽地描繪着將要在故乡的頓河沿岸出現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將要由一个哥薩克統治集团来掌握政权，那时候在州界以内連一个俄罗斯人都沒有，而哥薩克在自己的国境上將要設立边防崗哨，跟烏克蘭和大俄罗斯將要以平等的資格来談判，再不用摘帽子行礼啦，还要和它們进行平等的通商貿易。
伊茲瓦林把那些头腦簡單的哥薩克和受教育不多的軍官們的腦袋弄昏了。葛利高里也受了他的影响。起初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是半文盲的葛利高里和自己的論敌比較起来就等于沒有武装一样，所以伊茲瓦林在理論的斗爭上很容易就把他打垮了。他們通常是在軍营的一个角落里爭論，同时許多旁听的人总是同情伊茲瓦林。他用自己的意見感动了哥薩克，特別强調未来的独立生活的場面，——感动了大部分下游的富裕哥薩克的特別隐秘的、非常含蓄的感情。——
他向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进行目标宣导称：“咱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也不要君主政治。咱们需要自己的政权，首先是要摆脱一切的监护人——不管是科尔尼洛夫，或是克伦斯基，或是列宁。不用他们咱们在自己的田地上也能搞好。”
“五乱子”口口声声地挂在嘴边上话是：“我既恨共*产*党，也恨国民党”，他的理想是，在以高密东北乡为核心的地域上建立一个独立王国。
而《静静的顿河》里的哥萨克自治分子的话语是：“咱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也不要君主政治”，他要的是“自治政权”。
可以看出，《红高粱》里的“我爷爷”的政治诉求，与《静静的顿河》里的带有特殊地域特征的自治倾向，几乎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
《静静的顿河》里，自治分子伊茲瓦林的影响力并没有贯穿始终，后来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随着从一战中退出战场上的哥萨克们回到了顿河故乡，但并没有更多的出镜机会，后来不知去向，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推进的“顿河自治计划”，也在强大的红军的军事力量穿透下，被击穿得千疮百孔，委土成尘。
《红高粱家族》里基本仿照出来的“五乱子”在1941年的《高粱殡》描写的战斗中，被胶高大队的战士打死，他的惊鸿一瞥的远大志向，也就就此熄灭，化作烟云，“我爷爷”之后也没有把它发扬光大，挂在嘴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在小说中接受了《静静的顿河》里的那种超脱的中立的哥萨克独立分子的理念，为我爷爷的政治理想加注了一个明确的定音符。虽然小说里只是顺手牵羊地一带而过，但多少可以看出，“我爷爷”的抗日动机、他的生命力内核与酒神精神都在移植自《静静的顿河》的理念中，得到了一个明晰的显影。
我们难以想象，“我爷爷”竟然有如此宏阔的远大梦想，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打出“铁板国旗号”割据政权的自治理想，在大一统文化理念盛行的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
在《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作为一个特异的阶层，有着历史情境规定的自治的隐性基因，这多少是一种对地域心理与文化的忠实而如实的反映，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建立着一个超脱于主体社会的割据政权，只能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最终的理想还是归顺与招安。莫言在小说中，一笔带过地写出了“爷爷”的政治企图，只是匆促之间对《静静的顿河》里“顿河自治”思想的效仿与克隆，难以符合中国文化语境里的一个土匪头子的精神诉求。
“我爷爷”这种超脱的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的天下梦，竟然是滋生在一个偏僻的高密东北乡的土壤中，显然反映了莫言在移植过程中不择手段地采取拿来主义之后而导致的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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