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1年，常州。
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在病榻上躺了半个多月，高热不退，牙床肿得连粥都咽不下。朋友从杭州赶来，给他送来几贴凉药。老人看着药碗，苦笑着摇头：“我的病，不是药能治好的。”
七月十八日，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曾做一件亏心事，死也不怕了。”又让家人把他在海南写的一卷诗稿取来，一页页翻看。翻到最后一页，他忽然停住，指着其中两句，对儿子说：“这两句，是我的绝笔。”
那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当天夜里，他闭上眼睛，再没醒来。
他叫苏轼。生前被贬三次，最远贬到海南岛。可就是这样一个“失败者”，死后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温暖的一盏灯。他的诗、词、文、书、画，活了将近一千年，而且还会继续活下去。
苏轼的起点，高得让人仰望。
他出生在四川眉山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苏洵是当时著名散文家，弟弟苏辙也是神童。父子三人，后来全进了“唐宋八大家”，史上叫“三苏”。搁现在，就是一家出了三个院士。
嘉祐二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进京赶考。这一届科举，后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卷的一届”。主考官是欧阳修，考生里有曾巩、曾布、程颢、张载、章惇——哪一个拿出来都是改写中国思想史的人物。
欧阳修读到苏轼的卷子，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给了第二名。后来拆开一看，不是曾巩，是苏轼。欧阳修大喜过望，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天下人只知苏轼，不知我欧阳修了。”
那时的苏轼，风华正茂，出口成章。皇帝宋仁宗回宫后跟皇后说：“我为子孙找了两个宰相。”说的就是苏轼和苏辙。
可谁能想到，这个被皇帝钦点为“未来宰相”的天才，后半生会一路被贬，贬到天涯海角。
一、从眉山到凤翔，他把每个岗位都干成了“标杆”
苏轼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凤翔府签判。签判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副主任”，管文书、档案、日常事务，典型的基层岗位。苏轼干得极其认真。他改革了凤翔的“衙前役”，让穷苦百姓不再被强行拉去当差；他写了一篇《思治论》，给朝廷提改革方案，条条切中时弊。
可他在凤翔也暴露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太会说。他看不惯的人和事，不管对方是谁，张口就来。他的上司陈希亮是个古板的老头，苏轼年轻气盛，处处跟人家顶嘴。陈希亮也不客气，当众给他难堪。苏轼一气之下，在陈希亮建的凌虚台上写文章发牢骚，把老头气得够呛。
后来苏轼才明白，陈希亮是在故意磨他，怕他少年得志，日后吃大亏。可这个道理，他明白得太晚了。
他这一生，栽的跟头几乎全跟“太会说”有关。他的才华像一把没有鞘的刀，走到哪儿都光芒四射，也走到哪儿都伤人伤己。
二、乌台诗案，他第一次尝到了“文字狱”的滋味
元丰二年，苏轼被调到湖州当知州。上任后，他按惯例给皇帝写了封谢恩表。这封表被新党官员翻来覆去地抠字眼，硬是从里面读出了“怨愤朝廷”的意思。然后他们又把苏轼这些年写的诗全部翻出来，一句一句对号入座，说他“讥讽新政”“诽谤圣上”。
苏轼被抓回汴京，关进御史台。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这案子叫“乌台诗案”。
他在牢里待了一百多天。有几次，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写了绝命诗，托狱卒带给弟弟苏辙，说：“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苏辙收到诗，哭得昏天黑地。
最后，王安石出面求情，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宋神宗才放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官。
苏轼出狱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他走出牢门，深吸了一口气，转头对押送的差役说：“劳驾，先去喝碗羊汤。”差役都愣了。这人心真大。
三、黄州，他在这里活成了“苏东坡”
黄州是苏轼人生的分水岭。
初到黄州，他穷得叮当响。俸禄微薄，又刚经历抄家，身上没什么积蓄。他在东坡弄了块荒地，自己开垦种地。白天干活，晚上写诗。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从那以后，世人不再叫他苏轼，叫他苏东坡。
那几年，他写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天花板之作。但苏轼当时写它们时，并不是在“创作”，他只是在排遣。
他站在黄州城外的江边，看着滔滔江水，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起起落落，跟江水比起来，什么都不是。他在《赤壁赋》里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当官也能拥有。它们是免费的，是老天爷留给他这种“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的。
他还发明了东坡肉。黄州猪肉便宜，没人吃。他买来，慢火煨着，加酱加酒，炖得酥烂。他一边吃肉一边写信给朋友，说“此味极美，但不可告之权贵，怕他们来抢”。
从黄州开始，苏轼不再是一个被贬的官员，他变成了一个能在任何环境里找到乐趣的人。他把“流放”过成了“隐居”，把“苦日子”过成了“诗日子”。
四、惠州和儋州，他越贬越远，越远越疯
好日子没过几年，朝廷又想起了他。旧党上台，他回京，升到翰林学士，离宰相一步之遥。可没多久，新党又上来，他再次被贬。这一次是惠州，今天的广东。
在惠州，他吃到了荔枝，高兴坏了，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政敌们一看：这家伙贬到广东还这么开心？不行，继续贬。于是他被贬到了儋州，今天的海南岛。
在宋朝，海南岛就是“天涯海角”，是流放犯人的终极目的地。被贬到那里的人，基本等于判了“死缓”。
苏轼到了儋州，发现这地方比想象中还苦。没有肉吃，没有药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先住在官舍里，后来被人赶出来，只能自己搭草棚。他在草棚里读书、抄书、写诗。他开始教当地的黎族孩子读书识字。他给海南培养出了第一个举人。
有一年端午，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已无复还之理”，但他不遗憾。他说：“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天地之间，我站得正，就什么都不怕。
苏轼在海南待了四年，直到六十五岁那年，他才被允许北归。
现在回头看，苏轼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年轻时的苏轼，追求的是功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是奔着当宰相去的。可命运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他一生三次被贬，离皇帝最远的时候，也是他离自己最近的时候。
黄州让他学会了“不较劲”。惠州让他学会了“会享受”。儋州让他学会了“无所谓”。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把自己从一个“被流放的人”，活成了一个“把流放活成风流的人”。
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句话不是自嘲，是和解。他最后明白了，他一生的“功业”，不是那些官衔，不是那些奏折，而是他在最苦难的日子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出的那些花。
他是那种“世界想让我倒下，我却偏要活成风景”的人。他一辈子不设防，不记仇，不装。他在每一块流放地里，都活成了当地的传说。
最后用他在黄州写下的一句词收尾，那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头看那些苦难的日子，不过是一场风雨。而他，早就从风雨里走出来了。
关注我，下期咱们聊一个真正“从风口上摔下来”的人——林则徐。他虎门销烟，成了民族英雄；可转眼间，他被当成罪臣流放新疆。他的悲剧，比苏轼更沉重。下期见。#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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