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凉山工作会议”召开||凉山民主改革70周年（四十二）|凉山|成都市|民主改革|西康|鲁瑞林

汪岚

西南局、西南军区决策成都“凉山工作会议”召开||凉山民主改革70周年（四十二）

西南局、西南军区决策成都“凉山工作会议”召开

黄坪事件发生后，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了“关于加强大、小凉山工作的指示”。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李井泉同志立即打电话通知省委在家同志，迅速通知即将去绵阳地委赴任的王维训同志改调凉山任职。与此同时，西南局贺龙同志亦派民委主任王维舟同志通知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鲁瑞林同志速赴凉山工委、凉山指挥部任职，并立即开展工作。

西南公安部队司令、西南军区副参谋长鲁瑞林任凉山工委书记、凉山指挥部政治委员

鲁瑞林（1911-1999）甘肃临夏人，1931年11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历经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身负三处枪伤，仍坚持率部作战。抗战时期曾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决三纵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十三纵队副司令员、六十二军政委。1950年任西康军区副司令员、副省长，1951年4月任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1952年7月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1953年2月“黄坪事件”发生后，受命赴凉山工作，于1953年4月兼任中共四川凉山工委书记、凉山指挥部政委。

如何处理“黄坪事件”？贺龙同志指示：“一定要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力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西南民委主任王维舟同志说：“这凉山彝族有他们自己的习俗，与藏族、苗族、回族都不同，因为他们头人的财富是娃子（奴隶），所以他们最怕我们去解放娃子，可这又是我们必须做的。这对矛盾没有调和，既不能为了照顾头人不去解放娃子，更不能因为解放娃子而在凉山站不稳脚跟，必须做到先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彻解放娃子。因此，工作中会有许多麻烦。”

鲁瑞林同志回答道：“从入西康我就注意了一些彝族的风俗习惯，也积累了一些资料，这次进凉山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用诚心、耐心、信心、决心去感化他们。我认为历史上所采用的改土归流、以夷治夷，甚至怀柔羁縻政策，都不能用，只能是以心换心。诸葛亮七擒七纵，我来个十擒十纵还不行吗？这一点我过去在甘肃回族地区试验过，是很有成效的。”回到家中后，鲁瑞林同志又反复琢磨贺老总的那几句话，贺老总说要“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这都是为慎重稳进而言的，那就是既不能稳而不进，又不能进而不稳。慎重是为了进得通畅，稳是为进得顺利，不论是用慎用稳，最后还是要达到进的目的。

鲁瑞林同志很快拟了一个工作班子名单，吸收川、康、滇的干部班子，提出组成凉山工委和成都军区凉山指挥部的班子，报经上级批准。

资料来源：

中央编译出版社《鲁瑞林》（百度百科）

鲁瑞林：《解放凉山记略》（下载自百度APP）

“黄坪事件”后，党中央和西南局委托四川省委于1953年3月5日在成都召开了川、康、滇三省参加的凉山工作会议。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西南局指示，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凉山工作委员会和成都军区凉山指挥部。原属西康省的凉山工委、云南省的昭通凉山工委、四川省的乐山凉山工委均改为分工委。凉山工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针，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部署行动计划。其他工作和对凉山的支援，仍分别由三省管理。西南局、西南军区调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鲁瑞林同志兼任凉山工委书记、凉山指挥部司令员、政委。调云南省副省长张冲同志兼任凉山指挥部副司令员。会议决定：“抽调强大兵力作后盾，摆开阵势，同地方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实一步，步步必须扎下根，而且首先必须把工作已经有基础的各边沿地区巩固起来，以便更好地稳步前进。”

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开辟凉山工作，重点研究如何进入凉山腹心地区的问题。鲁瑞林同志和凉山指挥部唐兴盛同志出席了会议。四川、西康、云南三省负责同志及乐山、西昌、昭通地委书记均参加了会议。西南局派分管民族工作的民委副主任孙雨亭前来指导会议。

在会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同志着重谈了凉山地区的匪情，据当时了解，大小凉山地区残存股匪有3100余人，还有国民党过去在凉山地区建立的各种反动组织，以及不少土匪、恶霸及军统、中统特务，这些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未能打入凉山，由于解放大军气势凶猛，许多敌人纷纷潜入彝区，化装成彝人，分散潜藏在各家支内，与当地反动头人搅合在一起。因此，大小凉山清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任务很艰巨，剿匪不能单纯使用武力，而是要以政治攻心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要采“谨慎稳进”的方针，不仅要斗勇，还要斗智。

大章同志又说：腹心地区的彝族比起边沿地区的彝族同胞来，他们与外界的接触更少，更落后，更不开化。过去他们各家支经常打冤家，每次都打死不少人，曾有“彝族人无家不冤”的说法。可是如今他们在国民党匪特的欺骗煽动下，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当然他们的这种联合基础是不牢固的，如果我们民族政策执行得好，便可以将他们瓦解，如果政策执行不好，那就会更使他们抱成一团。

彝族统治者最怕丧失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有六怕：一怕社会改革；二怕收缴枪支；三怕黑白彝平等；四怕解放奴隶；五怕彝汉通婚；六怕禁种鸦片。这六怕实际都代表了彝族上层的利益，只要我们把党的政策告诉广大彝族同胞，把道理说透了，占彝族同胞中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拥护改革，要求平等，希望得到解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彝族地区站稳脚跟，就无法宣传党的政策。所以，当前的第一步，就是要想方设法站稳脚跟。为此，在必要的时候，动用一下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完全必要的，诸葛亮有七擒七纵，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共产党要有十擒十纵的准备，何愁民族问题不能解决。”贺老总叫我们“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也是这个道理。在使用军事力量时，一定要做到坚决打击首恶者，能少杀就少杀，能不杀就不杀，这就是我们党说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相对地减少敌对立面，促使敌人内部分化，把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孤立，使绝大多彝族同胞站到我们一边。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讲的：“不战而胜者，兵之上也。”

会议将要结束时，鲁瑞林同志接到凉山工委发来的电报，报告了牛牛坝事件：“凉山北部和中部的阿侯、苏呷等家支部分头人在匪特唆使下，曾多次伏击我军政人员，抢劫物资，并于3月9日，结集300余人，将我进驻美姑牛牛坝的工作团包围，使我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离了该地。”紧接着又转来了工委另一份电报：“工委指示该地公安部队对包围我工作团的团伙进行剿灭，把撤出的地方夺回来。”鲁瑞林接到这份电报后非常惊讶！他分析这一定是在家主持工作的路达同志出于一时的义愤所为，他认为情势紧迫，怕因此酿成大错，造成不良影响。他当即与同来开会的唐兴盛同志商量，请代他向大会请假。当晚鲁政委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匆匆往回赶，从成都坐吉普车连夜赶到沐川，前面已没有公路了，便和警卫员骑马翻过五指山到石角营，然后徒步跋山涉水，经西宁步行400多里赶到雷波。幸好事态尚未扩大，动乱已基本平息，群众已经安抚。路达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鲁瑞林同志同时向他传达了这次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并要他在“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三句话上多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