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广州中央医院，公安人员陈泊站在三楼病房外，反复查看一段并不起眼的走廊。门窗没有撬动痕迹，墙外也没有攀爬留下的印记，可就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医院里，4名负伤干部接连死亡。
奇怪的是，死者都不是普通病人。
他们曾在战场上负伤，经过手术或抢救后，生命体征已经逐渐稳定。有的人即将出院，有的人虽然仍需护理，却并未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死亡时间却高度集中，而且都发生在病房或病房附近。
第一名死者是参谋长杨仲明。战斗中，他的双腿被弹片重创，经过截肢手术后，已经住院休养了大半年。按照恢复情况，他原本很快就能离开医院。
谁也没料到，夜间的走廊成了他的遇害地点。杨仲明坐着轮椅经过三楼时，身后突然有人靠近，将他猛地推下楼梯。坠落造成致命伤，现场看不出搏斗痕迹，凶手却借着夜色迅速离开。
第二名死者曾献余，曾参加嵊泗列岛战役。因骨盆受伤，他入院后仍需依靠氧气辅助呼吸。护士查房时发现，氧气管被人拔掉，病人已经窒息。设备没有损坏，管道也不像意外脱落。
“氧气管是谁动过？”
面对询问，值班人员只能回答，病房夜间人员进出并不容易完全察觉。医护人员需要查房、换药、记录，熟悉环境的人若想接近病床，根本不必强行闯入。
随后遇害的是曾鸣涧和段雨东。曾鸣涧在福建前线负伤，4根肋骨被炮火击断，昏睡中的他被人用厚重被褥压住口鼻。段雨东腹部中弹，内脏受伤，长期处于昏迷状态，同样在夜间遭到窒息。
4起案件，手段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凶手都没有留下明显的外部闯入痕迹，受害人又都处于行动不便或无法反抗的状态。
消息上报后，广州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负责此案的陈泊，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和侦查工作，处理过潜伏、破坏以及反革命分子活动案件。他没有把注意力停留在医院外围，而是从病房内部的人员流动查起。
陈泊在现场问得很细：谁掌握病区钥匙，谁能在深夜自由走动，谁负责氧气设备，谁在案发时临时调过班。医院里几十名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表面上都有合理的工作理由，真正的难处正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几名护士陆续提到一名年轻护士傅亚蓉。她负责的楼层并不靠近案发病房，却曾多次出现在相关区域。一次，她在楼道中打翻了痰盂，神色明显慌张，离开时甚至没有回头收拾。
单独看，这些表现不足以定罪。陈泊没有立即抓人，而是让侦查人员继续观察。很快，傅亚蓉与透视科医生孔钰的往来进入视线。孔钰平日作息规律，案发后却多次深夜留在医院，透视室常常亮灯到很晚。
两人的关系本就亲密，私下接触又明显增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够接触病区，也熟悉医院的夜间安排。陈泊判断，4起命案不像个人报复，更像有人借医院内部身份，为潜伏力量提供便利。
调查人员随后从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和日常通信入手。傅亚蓉的父亲在解放前逃往香港，母亲改嫁国民党军官后又去了美国。这样的家庭背景本身不能证明犯罪，但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确实成为审查其政治关系的重要线索。
案情不能只靠猜测。陈泊把医院内外的线索重新拼接，故意让外界以为侦查重点已经转向死者亲属和私人关系，同时在医院周围秘密布置警力，等待潜伏者再次行动。
这个办法很快见效。
7月底，医院透视室突然起火。医护人员忙于灭火，走廊一度混乱。就在众人注意力被吸引时，两名医生悄悄进入一间病房，床上躺着的是一名负伤战士，身上缠满绷带，仍需氧气维持。
其中一人伸手靠近氧气管。
房门突然被撞开，陈泊带领公安人员冲入病房，将两人当场控制。随后，傅亚蓉、孔钰以及其他涉案医护人员相继落网。审讯和追查继续展开，公安机关又从他们的供述与联络关系中，查出隐藏在医院内部的其他成员。
按照案件材料中的说法，这个组织与广州解放前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力量有关，部分人员以医生、护士等职业作掩护，利用医院管理上的空隙，专门寻找负伤干部下手。医院本应是救治伤员的地方，却被他们当成了传递情报和实施暗杀的场所。
案件侦破后，广州公安机关对医院工作人员重新审查，核对人员来历、社会关系和工作权限，病区值班、病人探视以及夜间巡查制度也被重新调整。那些曾经无人留意的钥匙、氧气设备和病房记录，成为防止潜伏分子再次利用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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