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课本里的颛顼,到底是哪里人?

颛顼这个名字,很多人只在课本里草草见过一眼:五帝之一,高阳氏,黄帝的孙子。可你要问他是哪儿人、都城在哪,课本上基本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不写。这也不奇怪——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五帝的态度是:半信半疑,当传说看就好。

但如果你翻翻古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关于颛顼的都城,文献里其实有明确指向。

《左传·昭公十七年》写得很直白:“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意思是说,卫国的所在地,就是颛顼的故墟,所以叫“帝丘”。卫国在哪儿?今天的河南濮阳一带。《汉书·地理志》更干脆:“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竹书纪年》也说:“元年,帝(颛顼)即位,居濮。”这个“濮”,就是濮水之阳,也就是濮阳。

你看,几部最重要的上古文献,口径出奇一致——颛顼的都城,在濮阳。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过开封说,认为颛顼封于高阳,高阳在今开封杞县高阳镇。但这个说法更多是后世学者根据“高阳氏”这个称号推出来的,缺少早期文献的直接支撑。而且,颛顼成年后成为天下共主,都城从穷桑最终定在了帝丘,这个“帝丘”在哪儿,文献的指向几乎一边倒地给了濮阳。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濮阳地面上的那个“帝丘”,到底在哪?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靠翻古籍猜出来的,而是一锹一锹从土里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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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濮阳地底下,挖出一座“帝丘”

卫国这个诸侯国,在春秋时期可是响当当的存在。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有十年待在卫国,还闹出了“子见南子”的著名公案。但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都城到底在哪,考古界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

问题出在黄河身上。

濮阳地处黄河故道,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据记载,自汉武帝时期黄河改道首次流经濮阳至今,大规模的改道就有8次,小规模的多达100余次。每一次泛滥,都带来厚厚的泥沙,把地面的古城一层层地盖住。

所以,卫都就像被埋进了时间胶囊,地面上一丁点痕迹都找不到。

转机出现在2005年。那一年,为配合国家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对濮阳县五星乡高城村南的一片区域进行了大规模钻探和试掘。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挖出了一座巨大的古城。

四面城墙轮廓清晰,保存高度仍有6到9米,基础宽度约70米,顶部宽20到30米,城墙外还有一圈护城壕。整个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北墙长约2420米,东墙长约3790米,西墙长约3986米,南墙长约2361米——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916万平方米。

916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将近1300个标准足球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城中,这个规模绝对是顶级的。

更关键的是,考古人员从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刻有“卫”字的器物,结合《左传》《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专家组一致认定:这就是消失了上千年的卫国都城——帝丘。

这座城是怎么消失的?考古人员在城墙顶部和外侧发现了大量夹杂汉代瓦片的淤土,说明它毁于汉代黄河的一次大泛滥。泥沙从城外涌入,一层层盖住了城墙,再盖上唐宋的淤沙层,把整座城严严实实地埋在了地下4到5米深处。难怪后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03三层叠压的古城,连着五帝时代

如果只是找到了卫国都城,这个发现虽然重要,但还不至于惊动上古史。真正让人兴奋的,是考古学家在往下挖的时候,发现了更惊人的东西。

高城遗址不是一座单一的城,而是一个“历史千层饼”。

从地层堆积来看,最下面的是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距今约6000年;往上叠压着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距今约4000多年;再往上,是二里头文化(夏)、殷墟时期(商)、西周、春秋战国、汉代等多个时期的夯筑层。也就是说,从仰韶时代开始,这里就有人居住;到了龙山时代,开始修筑城墙;夏商周不断翻修;卫国直接在上面盖都城;秦汉时期继续沿用。

最关键的,是龙山文化那一层。

传统纪年中,颛顼活动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500到4300年之间,正好对应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晚期。而高城遗址下面的龙山文化遗存,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这可不是一个小部落的规模。

考古学家在濮阳周边做调查时发现,黄河两岸分布着大量龙山文化遗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这些大大小小的聚落,像卫星一样围着高城遗址这个中心。有学者提出,这种“众星拱月”的格局,说明这里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政治中心,普通部落根本撑不起这个排场。

再说地名这条线。高城村原名“高阳城”,颛顼号高阳氏,高阳城就是颛顼城。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有颛顼庙,遗址内部至今保存着一块清代石碑,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此处为颛顼城。明《一统志》记载:“颛顼城在开州东二十五里,一名东郭城,盖颛顼古都也。”开州就是今天的濮阳。

文献、地名、考古三重证据叠在一起,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然,考古学讲究严谨。学界的态度是:虽然不能直接证明高城遗址就是颛顼本人居住的都城,但它作为“颛顼之墟”的可能性极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冯时等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蚌塑图案,与颛顼有着密切关联——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身边,左侧蚌壳摆塑龙,右侧蚌壳摆塑虎,正应了“左青龙、右白虎”的天象格局,这与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以及“乘龙而至四海”的传说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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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神话只是被我们误解的历史

说句实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对五帝的态度就是:当神话看看就行了,别当真。毕竟那些“乘龙”“绝地天通”的故事,听起来实在太玄乎了。

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正在一点一点地扭转这个认知。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让夏朝从“传说”变成了“信史”。1959年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大规模的宫殿基址、宫城、铸铜作坊、青铜礼器群相继出土,一个规划有序、等级分明的王朝都城展现在世人面前。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真实存在,已经不再是悬案。

殷墟的发现,更是直接证明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度。当年王国维用甲骨文印证了商王世系,让疑古派不得不承认:传统史书记载的东西,不是随便编的。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则把中华文明的上限推到了5300年前。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等级分明的墓葬、精美的玉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

回头再看濮阳高城遗址,它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颛顼”从神话里拉回现实。

其实,所谓神话时代,可能不是“没有历史的时代”,而是“历史被浓缩成符号的时代”。那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传说——绝地天通、乘龙至四海、观天授时——或许正是上古先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性表达。当考古学把地层一层层揭开,我们才发现,那些被我们当成神话的故事,背后可能真的有人、有城、有河流、有战争。

濮阳高城遗址的发掘目前还在继续。由于地下水位高,进一步挖掘面临不小的困难,这座“东方庞贝城”还有大量秘密尘封在地下。但已有的发现已经足够让人重新审视那些课本上的寥寥数语——下次翻到“五帝”那一页,不妨想想:那些名字背后,或许真的藏着一段被泥沙掩埋的、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对上古史感兴趣,不妨点个赞,我们继续深挖下一座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