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北京，病榻上的陈毅已经病重。说话变得吃力，他却特意向王震提起一个名字：“谭余保这个人，不能让他受委屈。”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突然。因为十多年前，谭余保不仅把陈毅绑了起来，还差点下令将他枪毙。
两人的这段交集，发生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那不是普通的误会，而是生死相隔的判断。稍有一步走错，陈毅可能无法活着离开九龙山，湘赣边游击队也可能因此错失改编、抗日的机会。
谭余保是湘赣边地区出了名的硬骨头。1926年，他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各地搜捕共产党人，他长期隐蔽在山林之间，靠游击战保存力量。
有一件事，对谭余保影响极深。1930年前后，他在湘赣苏区任职期间，年幼的女儿突然被送到山下。孩子衣衫破旧，哭着告诉他，家中亲人遭到杀害，房屋也被烧毁。
谭余保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家人。听到噩耗后，他抱着女儿沉默了很久。家仇没有让他离开队伍，反而使他更加相信，只有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才有可能为死难亲人和牺牲同志讨回公道。
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边留下的部队处境极其艰难。他们既要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又要面对粮食、药品和情报被封锁的困境。与外界失去联系，成了这支队伍最危险的软肋。
队伍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曾任湘赣省委书记的陈洪时叛变后，敌人掌握了不少情况。曾开福后来又因个人生活问题被敌人利用，泄露了游击队的活动路线，造成人员伤亡。
谭余保对叛徒深恶痛绝。他带着队伍在山中不断转移，谁也不敢轻信。对于一个多年被追捕、亲属惨遭杀害、身边又出现过叛变者的人来说，任何陌生面孔都可能意味着一场伏击。
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央派人寻找湘赣边游击队，准备将其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需要下山改编，但由于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许多部队根本不知道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谭余保手里的队伍，正是其中最难联络的一支。
有人带着项英的介绍信进山报信，却被误认为敌人派来的诱降人员。谭余保并没有因为信件而放松警惕，在他看来，国民党既然能收买叛徒，伪造一封信也并非没有可能。
多次联络无果后，负责南方游击队改编工作的陈毅决定亲自进山。那时的陈毅已经是中央的重要干部，却没有停留在后方等待消息，而是带着少数人员，沿着崎岖山路寻找谭余保。
陈毅一行穿着改编后的军服，外形与国民党军装有几分相似。警卫员担心被误会，陈毅却说：“我们是来传达中央决定的，怕什么？”他们没有想到，真正的误会很快就发生了。
在九龙山附近，游击队突然从树林里冲出，缴了他们的枪，并将几人捆绑起来。陈毅表明身份，战士们却不相信。对他们而言，“陈毅”只是听说过的名字，眼前这个被敌我军装混淆的人，实在难以辨认。
到了山上，谭余保亲自审问。他盯着陈毅，问道：“你说自己是中央派来的，有什么凭据？”陈毅让人取出项英的介绍信，可谭余保仍然疑虑重重，甚至拔枪相向。
关键时刻，身边干部提醒他，信上的笔迹与此前联络人员携带的信件相同，敌人很难连续伪造出同一个人的笔迹。更重要的是，日军已经大举侵略中国，中央改变斗争策略并非没有可能。
谭余保没有立即开枪，而是命人把陈毅等人暂时看押，同时派队员下山核实。调查结果送回山上后，陈毅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谭余保马上命人松绑，连声道歉：“陈毅同志，是我鲁莽了。”
陈毅没有追究。他明白，谭余保的谨慎不是无端猜疑，而是用亲人和战友的血换来的生存经验。陈毅对他说：“你们在山里坚持这么多年，凡事多想一步，是对队伍负责。”
误会消除后，谭余保仍有顾虑：“过去的仇，难道就这样算了？”陈毅回答，国共之间的矛盾不会凭一纸协议消失，但眼下日本侵略者压境，民族存亡是更紧迫的事情，必须先联合抗日。
不久，湘赣边游击队四百余名指战员编入新四军，走出深山，奔赴抗日战场。多年后，陈毅与谭余保再见面时，双方都没有把那次绑缚当成旧账，反而彼此敬重。
1972年，陈毅病危，仍担心有人借旧事搬弄是非，便托王震照应谭余保。陈毅逝世后，王震把这句话告诉谭余保，谭余保听完落泪：“他临走了，还记得我。”
1980年，谭余保在湖南病逝，终年81岁。两位在九龙山因误会险些生死相向的人，后来都把那场风波留在了革命道路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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