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抵在喉间

79年，我被拐卖到山村，给一个光棍当媳妇，新婚夜我用剪刀对着他

剪刀抵在他喉间。铁皮剪子尖儿顶住那层薄薄的皮肉，凹下去一个小坑。红蜡烛烧得短了一截，蜡泪淌到木桌面上，凝成浑浊的一滩。外头山风卷着雪粒子拍打窗纸，沙沙地响。屋里就这一点亮，晃得他半边脸忽明忽暗。他抬起手，没来夺剪子，反倒把领口那颗布扣子慢慢解开。脖颈上一道旧疤露出来，月牙形状，颜色比旁的肉浅些，像是被什么咬过。他眼皮垂着，睫毛在颧骨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声音压得很低："要剪就剪深些。"我的手腕开始发抖。剪尖儿在他皮肤上划出半寸长的白印，渗出一粒血珠子，圆滚滚的，顺着喉结滚下去，洇进蓝布衫领子里。炕烧得太热，后脊梁全是汗，贴身的褂子粘在背上。外头突然响起鞭炮，噼里啪啦炸开，炸得窗纸一颤一颤。他忽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掌心全是粗茧，烫得我一哆嗦。"外头人在听房。"他说，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剪尖儿跟着陷进去半分，"你抖得厉害。"

我没说话。棉裤膝盖处磨得发亮，是逃出来那天在乱石坡上蹭的。走了四十里山路，脚底板全是血泡，现在踩在炕沿上，硌得生疼。红盖头还搭在炕头柜子上，金线绣的鸳鸯被烛光一照，眼睛亮晶晶的。他慢慢松开我的手腕，往后退了半步，剪子尖儿从他皮肉里拔出来，那粒血珠子又大了一圈。他从裤腰里摸出一块蓝手帕，叠得方方正正，按在脖子上。手帕很快洇出指甲盖大的一团暗红。"你叫什么？"他问。我没吭声。他把手帕揭下来看了看，又叠好塞回裤腰里。"我叫陈建国。"他说，"这村子叫柳树沟，往东走二十里是青石镇，镇上有长途汽车站。"他指了指窗户，"外头雪下大了，山路要封。"他把炕上那床新被子掀开，露出底下铺的稻草。"你睡炕，我打地铺。"他又补了一句，"门从里头能插上。"红蜡烛"啪"地爆了个灯花，火苗晃了晃，他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又长又扭曲。外头鞭炮声歇了，有人隔着窗户笑骂："建国，新媳妇还拿剪子扎你哩？"他没应声，从墙角抱了捆干草铺在地上，又去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袄搭在身上。躺下去的时候稻草窸窸窣窣响了半天。我攥着剪子坐在炕沿上，脚底板疼得钻心。雪越下越密，窗纸上映着外头灰蒙蒙的天光。他在地上翻了个身，棉袄滑下来半边，露出里头打着补丁的秋衣。秋衣袖口磨出了毛边，线头一缕一缕的。我把剪子搁在枕头底下，慢慢躺下去。稻草扎得后背痒，新被子上有股樟木箱子的味儿。炕烧得太热，烫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地上他的呼吸渐渐匀了，混着稻草的窸窣声，一下，又一下。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我趴在门缝里往外看，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的雪，白茫茫一片，连只脚印都没有。院墙是用石头垒的，歪歪扭扭，顶上长着枯黄的草。他还在睡，旧棉袄盖着脸，露出半个下巴，青色的胡茬冒出来一截。炕头柜子上摆着两个搪瓷缸子，一个印着"农业学大寨"，一个印着红双喜。红双喜那个缺了个口，露出里头黑铁皮。我光着脚踩在地上，冰得脚趾头蜷起来。走到柜子跟前，看见红双喜缸子里压着一张纸条，是那种糊窗户剩下的毛边纸，裁得不太齐，上面用铅笔写着："米在缸里，面在柜里，灶台上有火柴。别往外跑，山路有雪坑。"字写得歪歪扭扭，最后那个"坑"字还少了一横。外头突然传来狗叫，接着是踩雪的咯吱声。有人在外头喊："建国！建国！老张家的牛冻死了，你去看看！"他从地上猛地坐起来，棉袄滑下去，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先往炕上看了一眼。看见我站在柜子跟前，他愣了一下，随即别开脸去穿鞋。那双鞋是解放鞋，鞋帮子裂了道口子，用麻线缝着。"缸里有米。"他低着头系鞋带，"灶膛里还有昨晚的灰，扒开就有火。"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声，然后推开门出去了。冷风猛地灌进来，我打了个激灵。院子里他踩出一串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停了一下，回头往屋里看了一眼。隔着窗户，他的脸模模糊糊的，下巴上那道血痕已经凝成了黑紫色的一道痂。

我蹲在灶台前扒灰。灰还是温的，底下埋着暗红的炭，一拨就亮起来。引火用的是干松针，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烧得欢。米缸在墙角，半缸糙米，上面盖着块蓝布。我舀了两碗倒进锅里，添水，盖上木锅盖。屋里渐渐暖和起来，窗纸上的冰花开始化，一滴一滴往下淌。外头有人影晃了一下，是隔壁院子的女人，头上包着绿头巾，隔着窗户冲我咧嘴笑。她指了指灶台上的碗，又指了指自己的嘴。我明白她是问我吃饭了没。我没理她，她又笑了一下，走了。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香气漫开来，勾得胃里抽着疼。昨天一天没吃东西，水也没喝几口，这会儿肚子叫得厉害。我盛了一碗，烫得端不住，搁在灶台上晾着。这时候门响了，他没进来，只从门缝里塞进来一个东西。是那双解放鞋，鞋帮上还沾着雪。他隔着门板说："穿上，地上凉。"我低头看自己的脚，脚趾头冻得发青，脚背上一道一道全是血口子。我走过去把鞋捡起来，鞋里还带着他的体温，热烘烘的。我套在脚上，大了一截，走起来啪嗒啪嗒响。门缝里他的影子还站着，过了一会儿才走开，雪地里的咯吱声渐渐远了。

下午的时候他回来了，牵回来一头小黄牛。牛冻得直哆嗦，四条腿打颤。他把牛牵进灶房隔壁的棚子里，往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干草。我从门缝里看见他蹲在牛跟前，用手搓牛的耳朵和脖子，嘴里叨咕着什么。牛慢慢不抖了，用湿漉漉的鼻子拱他的肩膀。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草屑，转身往这边走。我赶紧坐回灶台前，假装在拨弄炭火。他推门进来，带进来一股寒气，眉毛上结着白霜。他看见灶台上的粥碗，顿了一下，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粗瓷碗，自己盛了粥，蹲在灶台边上喝。喝了两口他说："牛是隔壁老张家的，冻坏了，先寄养几天。"我没应声，他就又喝了两口粥，然后站起来把碗洗了，扣在碗架上。他往外走的时候，在门框那儿停了一下，背对着我说："晚上冷，炕洞里多添柴。"门关上之后，我看见灶台上搁着一管冻疮膏，铁皮的，挤瘪了一半。

夜里他照旧打地铺。我躺在炕上，脚上涂了冻疮膏，凉丝丝的。外头又起了风，刮得树枝子打在窗户上，梆梆响。他在稻草上翻了个身，忽然开口："你老家哪儿的？"我没说话。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十七岁那年去过一次省城，火车站旁边有家面馆，阳春面八分钱一碗，汤上面漂着葱花。"他的声音在黑暗里听起来很轻，"后来再没出去过。"稻草又窸窣了一阵，他像是把棉袄往上拉了拉。"你睡吧。"他说。我睁着眼睛看房梁，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黑黢黢的轮廓一晃一晃。脚上的冻疮膏慢慢渗进肉里，不那么疼了。外头的风小了些，树枝子不再打窗户，只剩远处山上的松涛，呜呜地响，像有谁在哭。我翻了个身面朝墙，手指摸到枕头底下的剪刀，铁皮冰凉。我把它往里推了推，闭上眼睛。粥在胃里沉甸甸的，暖着整个身子。

第七天头上，雪化了。院子里泥泞不堪，他大清早就出去，说是去镇上买牛饲料。隔壁院子的女人又来了，这回端着一碗腌萝卜，隔着门缝递进来。"妹子，"她说，"吃。"我接了，她就站在门口不走，两只手抄在袖子里，下巴往屋里努："他没打你吧？"我摇头。她松了口气，压着嗓子说："那就好。前头李家买来的那个，跑了三回，打折了一条腿。"她往地上啐了一口，"这些畜生。"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眼睛往我裤腰那儿瞟："你要是想走，村东头老槐树底下有条小路，通到山外。"说完她踩着一脚泥走了。腌萝卜咸得发苦，我吃了一块就搁下了。灶膛里的火快熄了，我蹲下来添柴，看见他早上从柜子里拿饲料钱的时候，掉出来一个本子。蓝皮的工作笔记，封皮磨得发白。我捡起来翻开，第一页用钢笔写着：陈建国，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购于青石镇供销社。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记的全是账：五月十六日，买盐一斤，八分；六月三日，抓小猪仔一只，五块二……翻到最后一页，字迹突然变了，写得很急，有的地方划掉了又重写："她今天吃了两碗粥。""她说梦话了，听不清。"我手一抖，本子掉在地上，摊开着。这时候院门响了，他回来了。

本子摊开在地上。我弯腰去捡，手指刚碰到封皮，门"吱呀"一声开了。他拎着半袋饲料站在门口，裤腿上全是泥点子，看见我手里的本子，整个人僵在门槛上。饲料袋从他手里滑下去，砸在泥地里，"噗"一声闷响。他没说话，就那么站着，外头的冷风从他身后灌进来，吹得灶膛里的火苗猛地一窜。我慢慢把本子合上，搁在灶台上。他走进来，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步子顿了一下，然后弯腰把饲料袋拎起来，搁在墙角。他背对着我说："那个……乱写的。"我没应声。他搓了搓手，在灶台边蹲下，伸手去试锅里的水温。"晚上想吃啥？"他问，嗓音有点哑。我没说话，他在灶台前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去棚子里喂牛。我听见他跟牛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什么，牛偶尔"哞"地应一声。晚上他打了地铺，躺下之后翻来覆去，稻草窸窸窣窣响了很久。后来他停了，屋里静得只剩外头的风声。我睁着眼看房梁，手指抠着枕头边。

过了两天，我没跑。村东头老槐树底下确实有条小路，我趁他去镇上卖鸡蛋那天去看过。路窄得只容一人走，两边是密密的灌木丛，地上积着去年的落叶，踩上去软塌塌的。我站在路口往山外望，只看见层层叠叠的山影，灰蒙蒙一片。天阴得很，要下雪的样子。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回院子的路上碰见隔壁那女人，她正蹲在门口剁猪草，看见我就咧嘴笑："没走啊？"我没吭声，她也不在意，手起刀落，猪草剁得"当当"响。"不走也对，"她说，"这季节山里封路，走不出去的。等开春吧。"她把剁好的猪草拢进筐里，站起来捶腰，又看了我一眼，"你要走，我帮衬你。"我点了下头，她就又笑了，牙缝里嵌着猪草叶子。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晚，天都黑透了才推门。身上全是酒气，走路有点晃，手里攥着个布包。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扶住门框站定了，把布包往我这边递过来。我没接，他就搁在灶台上了。"镇上供销社进的货，"他说，舌头有点大，"你那个……脚上的口子，穿袜子能好点。"布包里是三双尼龙袜子，肉色的，用皮筋捆着。他低着头解鞋带，解了半天没解开，索性把脚从鞋里硬蹬出来。我走过去把布包打开，三双袜子叠得整整齐齐，标签还没撕，上面印着"青石镇供销社，售价五毛"。我把袜子搁回灶台上，去锅里舀了碗热水，搁在他手边。他愣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睛里头全是红血丝，下巴上的伤口结的痂已经掉了，留下一条淡粉色的印子。他端起碗来喝水，喝得太急呛了，咳了半天。

后来那些天，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去镇上，有时上山砍柴，有时去生产队干活。我留在屋里做饭、喂牛、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到墙角。那本蓝皮笔记本我没再翻过，他也再没提过。但我知道他还在写，因为我看见他半夜起来趴在柜子上，就着蜡烛光写字。听见我翻身，他就把本子合上，吹了蜡烛，重新躺回稻草上。腊月二十三那天，小年，他杀了那只养了半年的鸡。褪毛的时候我蹲在灶房门口看，他手很利索，开膛破肚，把内脏择出来洗干净。鸡炖在锅里，加了干蘑菇，香气漫了满屋。他盛了一大碗搁在我面前，自己只捞了块鸡脖子啃。我掰了个鸡腿放进他碗里，他筷子顿住了，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我看见他喉结动了一下。

年三十晚上，外头爆竹响了一夜。我们两个人围着灶台吃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皮擀得厚薄不匀，有几个煮破了皮。他喝了一小盅白酒，脸泛红。我吃着吃着忽然掉眼泪，自己都没察觉，一滴掉在碗里，溅起小小的油花。他看见了，没说话，把酒盅推到我面前。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辣得嗓子眼发烫，眼泪淌得更凶了。他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等我把那盅酒喝完，把空盅子收回去，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吃。"他说。外头谁家的二踢脚炸上天，在头顶"砰"地散开，窗户纸被震得嗡嗡响。他站起来去添柴，走到灶膛前面的时候说了一句："过了年，雪就化了。"他没回头，蹲下来捅火。火光照着他的侧脸，颧骨的轮廓很深，下巴上那道旧疤在火光里若隐若现。

开春那天，冰凌从屋檐上掉下来，"啪"地摔碎在台阶上。他在院子里劈柴，我蹲在门口择韭菜。隔壁女人走过来，靠着院墙嗑瓜子，眼睛往我这边瞟。"妹子，"她压低声音，"后天镇上逢集，建国要去卖柴。"她朝山那边努了努嘴，"小路通着呢。"她说完就走了，瓜子壳吐了一地。他劈完柴，把斧子搁在墙根，走过来蹲在我旁边，帮我择韭菜。他的手很大，指甲缝里全是泥，择韭菜却择得仔细，烂叶子一片一片摘干净。"明天我去卖柴，"他说，"你要不要一起去镇上？"择好的韭菜在他手里攥成一把，搁在我膝头的筐里。我抬起头看他，他正低头拍手上的泥，没看我的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他挑着两捆柴走在前面，扁担压得弯弯的，后颈上全是汗。我跟在他身后，脚上穿着那双解放鞋，大了一截，走起来啪嗒啪嗒响。山路两边的草绿了，蒲公英开了稀稀拉拉几朵小黄花。走到岔路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歇肩，把柴捆搁在路边石头上。他掏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忽然说："往前走二里地就是公路了。"他没看我，把烟头摁灭了揣回兜里。我站在那儿，看着前面那条路，路面是碎石子铺的，偶尔有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他重新把柴捆挑起来，扁担搁在肩上，冲我点了下头。我迈开步子往前走。解放鞋踩在碎石子路上，硌得脚心发麻。走了十来步我回头，他还站在原地，扁担压在肩上，柴捆沉甸甸地往下坠。山风吹过来，他蓝布衫的衣角被掀起来，露出腰间那块蓝手帕的一角。我转回头继续走，走了大概半里地，拐过一道弯。山挡住了身后的路，也挡住了他的身影。我停下来，蹲在路边，把解放鞋脱了，光脚踩在碎石子路上。石子硌着脚底板，生疼。我把鞋拎在手里，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公路到了，手扶拖拉机一辆接一辆地过去，带起的灰尘扑了我一脸。我站在路边等车。等了很久，太阳升到头顶了，一个开拖拉机的老汉停下来问我上哪儿。我说去省城。他说不顺路，只能捎我到县城。我说行。我爬上拖斗的时候，看见自己脚底板上全是血。老汉从驾驶室里扔出来一块破布，让我垫着坐。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起来，风灌进袖口，冷。我回头望了一眼来的方向，山路弯弯曲曲的，看不见尽头。两边的山连绵着，像蹲着的巨兽。我把解放鞋套回脚上，拉紧了袖口。

拖拉机颠了三个小时到县城。我从拖斗上跳下来，脚一沾地差点跪下去。老汉看了我一眼："姑娘你没事吧？"我摇头，从兜里摸出两毛钱给他，他没要。我站在县城的汽车站门口，灰扑扑的水泥墙上用红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队，有人拎着蛇皮袋，有人抱着孩子。我排到窗口跟前，从裤腰暗兜里掏出钱来。那些钱是我从他柜子底下一只铁盒里拿的，零零碎碎，有五块的有两块的有毛票，加起来三十多块。我把钱拍在售票口："到省城。"售票员从窗口里递出来一张票，找了一把毛票。我攥着车票和零钱走到候车室的长条凳上坐下。候车室里全是人，抽烟的、嗑瓜子的、打呼噜的，空气混浊得呛人。我把车票攥在手心里，手心全是汗。车来了，我跟着人流挤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的时候我往窗外看了一眼，县城灰扑扑的街道往后退，电线杆上贴着褪色的标语。我别过头，靠在椅背上。旁边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哭了一路，她怎么哄都哄不好。

到省城的时候天快黑了。我下了车，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边上，满眼都是陌生。楼很高，灯很亮，自行车的铃铛响成一片。我低头看自己，一身蓝布衣裳，棉裤膝盖上磨得发亮，脚上一双大了一截的解放鞋。我沿着马路慢慢走，路边的梧桐树刚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走了大概一个钟头，看见一家国营饭店亮着灯，玻璃门上贴着"营业中"三个字。我推门进去，柜台后面一个穿白围裙的大姐抬头看我，上下打量了一圈："吃饭？"我点头，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大姐端了一碗阳春面过来，汤面上漂着葱花，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拿起筷子，手抖得厉害，夹了好几次才夹起来。面条吃到嘴里，是咸的，混着眼泪的味道。我从兜里把剩下的钱掏出来数了数，还够住一宿旅社的。

在省城待了半个月，我找到了工作。纺织厂招临时工，三班倒，管一顿饭，一个月十八块钱。我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上下铺，八个人一间。上铺的姑娘叫小芹，本地人，跟我差不多大，嘴碎，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问我从哪儿来的，我说乡下。她问哪个乡，我没吭声，她就撇撇嘴不问了。我干活手脚还算麻利，很快学会了接线头、换梭子。车间里噪音大，机器轰隆隆地响，说话全靠吼。下班回到宿舍，耳朵还在嗡嗡叫。小芹有时候拽我去逛街，我跟着去，什么都不买，只是看。街上人来人往的，我走在人群里，脚上那双解放鞋早就扔了，换了一双塑料凉鞋。脚底板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硬邦邦的，踩在地上已经不觉得硌了。但我睡觉的时候还是老梦见山。雪，松涛，还有灶膛里的火光。

八十年代初，厂里转制。我留了下来，成了正式工。工资涨了，分了一间单人宿舍。小芹嫁了人，搬出去住了。我一个人住那间小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灶台在走廊上公用。日子过得平平淡淡，除了上班就是睡觉。有一回在街上走，看见一个男的背影很像他，蓝布衫，挑着担子。我愣了神，跟了两条街，那人拐进巷子里不见了。我站在巷口，心咚咚跳了半天。后来发现是卖豆腐的，根本不是他。我转身往回走，走过刚才发呆的地方，看见路边的梧桐树叶子落了满地。秋天了，省城的秋天比山里来得晚。山里的九月已经开始落霜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黄得最早。我有次下了夜班往回走，路过一个菜市场，看见有个卖山货的摊子摆着干蘑菇。我蹲下来看，蘑菇个头不大，颜色深褐，跟那年炖鸡用的一模一样。摊主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站起来走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买了一斤。拿回宿舍用开水泡了，晚上煮了一碗面，搁了两朵蘑菇进去。面汤喝到嘴里，鲜的，但不对。差了点什么。差了灶膛里柴火的烟味，差了那个蹲在灶台边啃鸡脖子的人。

一九八三年的冬天特别冷。宿舍的窗户漏风，我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有天晚上下大雪，我躺在被窝里听见外头有人踩雪，咯吱咯吱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坐起来，拉开窗帘往外看，只看见路灯底下白茫茫一片，连个脚印都没有。我裹着被子坐在床上，脚趾头又痒起来，那是冻疮要犯的前兆。我弯腰去摸床底下的冻疮膏，翻出来一支新的，拧开盖子，一股熟悉的味道扑上来。我举着那管冻疮膏愣了半天，想起那年他塞在灶台上的那管，也是这个味道，也是铁皮挤瘪的。我把冻疮膏涂在脚趾上，凉丝丝的。躺下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老是有个画面：他蹲在灶台前面捅火，火光映着侧脸，下巴上那道旧疤若隐若现。我把被子蒙在头上，憋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我谈了一个对象，厂里的技术员，姓周，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他对我挺好，周末骑自行车带我去公园划船，给我买冰棍。我跟他处了半年，他提结婚的事，我答应了。去领证那天路过照相馆，他拉着我进去拍结婚照。我坐在镜头前面，照相师傅让我笑一个，我咧了咧嘴。照片出来之后我看见自己笑得很难看，眼睛是空的。周技术员把照片揣在怀里，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站在照相馆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没办法跟他过一辈子。当天晚上我就跟他把话说开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他沉默了很久，把那张结婚照从怀里掏出来，撕了，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我转身走了，走在省城冬天的街上，风吹得脸疼。我走着走着拐进一个小胡同，蹲在墙角哭了一场。哭完了站起来，用手背抹了抹脸，回宿舍了。

那之后我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厂里的姐妹给我介绍过好几个，我都推了。日子一天天过，机器一年年转。我慢慢从一个接线头的临时工变成了车间主任，管着三十多号人。工资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在省城买了房子，一室一厅，虽然不大但什么都是自己的。九零年的时候厂里装了电话，我偶尔给小芹打个电话，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在电话里头跟我抱怨婆婆难伺候。我听着，偶尔应一声。她问我怎么还不找个人，我说不想找。她在电话那头叹口气："你是不是心里有人？"我没吭声。她又说："有人就去找啊，都什么年代了。"我笑着岔开话题。挂了电话之后我站在窗前往外看，楼下马路上车来车往。省城变了好多，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我有时候想，他还在那个山沟里吗？那间石头垒的院子还在不在？那头小黄牛长大了没有？想完了又觉得自己可笑。这么多年了，人家说不定早娶了媳妇生了娃，谁还记得你。

九三年的春天，厂里组织去青石镇采购原材料。我本来可以不去的，但看见通知上"青石镇"三个字的时候，心猛地跳了一下。我报了名。车开到青石镇的时候是下午，镇子跟我记忆里一样灰扑扑的，街上的房子还是那些老房子，供销社门口挂着的牌子换成了"青石镇百货商店"。我下了车，跟同事说我去办点私事，一个人往镇外走。春天的山绿得发亮，路两边的田里有人在插秧。我沿着记忆里的方向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看见那个岔路口。老槐树还在，枝繁叶茂的，底下落了一地细碎的白花。我站在岔路口，往那条小路的方向望。灌木丛比当年更密了，路几乎被遮住。我拨开枝条往里走，走了大概两里地，看见了那个石头垒的院墙。

院墙还在，顶上枯黄的草换成了新的绿草。我站在院墙外面，心跳得厉害，手扶着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青苔。院子里有说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细声细气的。还有个小孩的笑声。我整个人僵在那儿，指甲抠进青苔里。过了一会儿，院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端着盆出来倒水，看见我站在外头，吓了一跳。她穿着碎花褂子，头发扎着马尾辫，脸圆圆的。"你找谁？"她问。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这时候院子里又跑出来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抱着女人的腿喊妈。女人低头哄孩子，又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警惕。我往后退了一步，摆了摆手，转身快步往外走。走过老槐树的时候，白花落了我一身。我一路走回青石镇，走得满头大汗，同事在车跟前等我，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有点中暑。上了车，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车开起来的时候颠得厉害，颠得我胃里翻江倒海。我没吐，一直忍着，忍到省城才下车。回家之后我洗了个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到半夜。然后我站起来，把柜子里那些干蘑菇全扔了。

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天，厂里放假，同事们都去广场看烟花。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新闻联播里都是喜庆的场面。我关掉电视，走到阳台上抽烟。抽到第三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厂办的小刘打来的，说有人找我，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建国的。我手里的烟掉在地上，火星溅到脚背上，烫了一下。我问小刘人在哪儿。小刘说在厂门口传达室呢。我挂掉电话就往楼下跑，没等电梯，从楼梯上三步并作两步往下冲。到传达室门口我停住了，喘得厉害，扶着门框弯着腰。传达室里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门口，蓝布衫洗得发白，头发花白了大半。他正跟传达室的大爷说话，嗓音有点哑："对，纺织厂的，她在这儿上班……"他转过身来，看见了我。我们都愣住了。他老了好多，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下巴上那道旧疤被皱纹挤得几乎看不见了。他站起来，膝盖"咔"地响了一下，跟那年一模一样。他手里攥着一个布包，蓝手帕裹着。他没说话，把布包递过来。我没接，他就一直举着。传达室的大爷看看他又看看我，识趣地躲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的呼吸声粗重，混着外头马路上汽车驶过的声音。我伸手接过那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双解放鞋。新买的，鞋底上的标签还没撕，但码数不对，小了一截，是当年我穿的那双的码数。鞋面上各放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我展开第一张，毛边纸，铅笔字，字还是歪歪扭扭的："听说你要回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第二张也是毛边纸，写得比第一张工整些："那个女的是我妹妹，孩子是她生的。"最后一张，纸角都卷了边，像是被翻了很多遍，上面只有一句话："那年你走了，我在岔路口站到天黑。"他站在我对面，低着头，花白的头发在日光灯底下泛着灰蒙蒙的光。我攥着那双鞋，鞋底硌着掌心，硬邦邦的。外头突然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噼里啪啦，像极了那年新婚夜窗外的爆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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