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新中国开国大典举行时，李葆华正在北京市的工作岗位上忙碌。那一年，他的父亲李大钊已经牺牲22年，长子李葆华也走过了流离、求学与地下斗争的岁月。更巧的是，他的儿子李宏塔刚出生不久，后来成为民政战线上的一名干部。
李大钊留给子女的，并不是一笔可以享用的家产，而是一种对信仰的选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在北京承担着繁重的组织工作，自己的工资却常常被用于党组织活动和接济青年学生。家中收入不低，日子却过得紧巴，蔡元培甚至曾嘱咐学校会计，发薪时直接留出一部分交给赵纫兰，以免李家断了日常开销。
这件小事，后来成了李家子女记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长女李星华回忆，父亲每月拿回家的有时不是现钱，而是一张张欠条。那些接受帮助的学生，未必都有能力及时偿还。李大钊并不把这看成吃亏，他更在意的是年轻人能不能继续读书，能不能在民族危急时刻找到方向。
1927年春，北京局势骤然紧张。李大钊开始处理和销毁一些文件，家人只知道父亲夜里回来得越来越晚，却还不清楚危险已经逼近。4月6日，他在苏联使馆旧址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李星华后来写下《十六年前的回忆》，正是从这些家庭细节出发，记录了父亲被捕前后的情形。
父亲遇害后，李葆华的人生被迫拐了一个弯。沈尹默等李大钊的友人设法帮助他赴日求学。1927年秋，他化名“杨震”前往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物理化学。留学并没有让他远离现实，1931年5月，他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奉组织安排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组织留日学生和社会力量开展反日活动。1932年，他又回到北平，在门头沟矿区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转赴晋察冀根据地，长期负责组织工作，为根据地培养干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李葆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较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
李星华选择的道路不同。她没有长期留在组织部门，而是把文字和教育当作自己的工作。1927年以后，她经历辍学、半工半读和辗转求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参与地下活动。1938年冀东暴动受挫，她带着弟弟妹妹返回北平，后来又经过数月辗转，于1940年抵达延安。
在延安，李星华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后来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并开始整理民间故事、撰写文章。《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后来成为人们了解李大钊家庭生活的重要文字。她写的不是抽象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会读书、会工作、也会为学生操心的父亲。李星华把家庭记忆写成文字，也把一个时代留下的精神痕迹保存下来。
李葆华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政，曾任水电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患严重，治淮成为重要任务。1951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李葆华曾陪同傅作义等深入现场考察，住在简陋工棚里，参与推动治淮工作。后来，他又在安徽担任领导职务，重视粮食供应、工农业生产等具体问题。
有一次，他到粮店了解粮食配给，发现大米和红薯干的供应比例被弄反，便当场询问。工作人员不认识他，还一度叫来派出所。事情查清后，配给问题得到纠正。这样的经历在安徽流传开来，群众称他为“李青天”。这个称呼并非来自特殊待遇，而是来自他愿意走出机关、直接接触普通人的工作方式。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成年后长期在安徽民政系统工作。民政工作面对的是困难群众、退役人员、孤老和基层家庭，事情琐碎，却最考验干部能不能耐得住性子。18年民政工作中，他常常把大量时间放在基层，骑自行车上下班，穿坏雨衣和胶底鞋，生活安排始终十分简单。
在主持分房工作时，他经手分配了两百多套住房，却没有给自己留下名额。直到后来，单位才按实际情况为他补充了一套面积不大的住房。李宏塔并不以祖父的名望为资本，也没有把“李大钊后人”当作谋取便利的理由。2021年6月29日，72岁的李宏塔被授予“七一勋章”，这份荣誉对应的，是他在民政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实际工作。
李大钊的子女中，有人投身组织工作，有人从事教育和写作；到了孙辈，李宏塔把家风落实在基层民政事务里。李家几代人的职业并不相同，面对的时代任务也不一样，但在住房、待遇和个人名利面前，他们都没有把革命先辈留下的声望变成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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