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夜，湖北黄陂一带，王树声带着几名战友在山村间穿行。身后枪声时断时续，搜捕的队伍已经追进村子，火把把黑暗切成一段一段。
这样的夜晚，脚步声意味着危险。村民们紧闭门户，谁也不敢多问一句。王树声没有地图，也没有熟悉的接应，只能借着巷道和田埂，寻找一处暂时藏身的地方。
关于这段经历，民间流传着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故事里，追兵把村民赶到空地上，声称只要有人供出红军王树声的下落，便赏两百块大洋。
两百块大洋，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普通农户辛苦一年，也未必能攒下几块银元。可在白色恐怖之下，敢开口指认红军，往往意味着全家都要承担风险。
火把越烧越旺。
一位老妇人忽然站了出来，颤声说道：“长官，人就在我家，跟我来。”
追兵听了，马上来了精神。有人催她带路，有人盘问王树声是否受伤。老妇人没有多解释，只是拄着拐杖，慢慢朝自家方向走去。
她姓周，村里人称周大娘。家中并不富裕，丈夫早年参加红军后牺牲，身边只剩一个儿子王政道。按常理说，她完全可以装作不知，甚至把王树声推出去，以保全母子性命。
可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王树声能够走到这一步，并非偶然。1905年出生于湖北麻城的他，早年读过书，青年时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开始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清剿共产党人。11月，湖北麻城一带爆发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受挫后，王树声等人转入山区，坚持以游击方式保存力量。
队伍被压缩，粮食也越来越少。木兰山一带地形复杂，适合隐蔽，却不适合长期驻扎。敌人封锁山口后，缺粮比枪炮更让人难受。王树声只得冒险下山，设法寻找粮食和联络乡亲。
有意思的是，他曾去找过一位亲戚丁枕鱼。对方家境殷实，却不赞成王树声参加革命。表面上答应接济，暗中却派人向国民党部队报信。
王树声察觉到宅院外的异常，没有进屋休息，而是在院中观察地形。听到远处传来密集脚步后，他从后院翻窗离开。追兵冲进院子时，屋里已经空无一人。
这一逃，王树声误入陌生村巷。巷子狭窄，前方又是死胡同。就在追兵逼近时，一扇木门轻轻打开，周大娘压低声音说：“孩子，快进来，外面是白匪。”
王树声钻进屋内，被藏进地窖。周大娘只问了几句，得知他是红军，便把门重新掩好。她没有谈赏钱，也没有问身份，只说：“你是红军，就跟我家孩子一样。”
追兵搜遍村子，没有发现王树声，便把村民集中起来审问。周大娘这才再次走到人群前，说王树声就藏在自己家中。村民们以为她真是为了两百块大洋，纷纷骂她年纪大了还贪财。
她带着士兵回到院里，屋门打开，一个穿着红军衣服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那人正是王政道。
据民间说法，王政道穿上了父亲留下的红军衣服，故意让追兵把自己当成王树声。国民党士兵没有仔细辨认，押着他离开村子。周大娘则一直没有露出破绽，直到追兵彻底撤走。
王树声躲在地窖里，对外面的事情并不知情。第二天，他听见村民议论，才知道有人被带走。他赶回周家时，院子里只剩下周大娘一人。
“那个人是谁？”王树声问。
周大娘沉默许久，才告诉他，带走的是自己的儿子。至于王政道后来被当作王树声处决，这一细节主要见于地方传说，具体经过还缺少完整的档案佐证。但故事所呈现的牺牲，并非凭空捏造了那个年代的残酷处境。
王树声当场跪下，说道：“大娘，今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此后，他继续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战，逐渐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人民解放军高级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时，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
战争年代，他无法时时陪伴周大娘，便托人送去粮食、衣物和生活费用。建国后，周大娘被接到身边照料，直至养老送终。那两百块大洋，追兵始终没有兑现；周大娘用一个母亲的性命，换回了一名红军将领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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