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场内，来自不同阵营的代表共同讨论新政权的组织架构，其中有几位特殊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曾经身处国民党军政系统，却在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了合作、起义或回归，后来还进入国家最高军事机构。

这六个人，分别是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卫立煌和蔡廷锴。

不过，这个问题容易被说混。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存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后，国家机构调整，设立国防委员会。很多文章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简称为“军委副主席”，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准确。六人的共同点，是都曾担任过国家层面的军事领导职务，其中程潜还曾担任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程潜的转变，发生在湖南。1949年8月，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与陈明仁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避免了城市遭受大规模战火。程潜不是普通地方将领，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长期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在湖南有很深的影响力。

毛泽东曾评价程潜是“起义有功”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并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国家机构调整后，他又成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个职务变化，正好说明了“军委副主席”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间的制度区别。

张治中的道路更有代表性。他长期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内战问题，因而被称为“和平将军”。1949年初，他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北平和谈，虽然谈判最终没有成功，但他没有返回南京，而是留在北平，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周恩来曾亲自接待张治中，并对他的处境给予充分尊重。张治中没有在战场上率部起义，却以和平方式完成了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4年起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傅作义的名字，则与北平和平解放紧密相连。1948年底，平津战役进入关键阶段，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手中仍有相当兵力。解放军如果强攻北平，古城的文物、街巷和百姓都可能遭到严重破坏。

经过多轮谈判，傅作义最终接受和平解决方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傅作义后来对人说：“北平是人民的北平。”这句话未必是正式场合的完整原话，却反映出他当时最重要的考虑：避免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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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没有担任军队指挥职务，而是转入水利建设领域，长期主持水利工作。1954年，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来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于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而言，这种安排既体现了信任，也体现了其专业价值。

龙云的经历，带有明显的地方实力派色彩。他曾是滇系军阀首领，主政云南多年。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省抗战，滇缅公路的修筑也为抗战时期的国际运输提供了重要通道。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逐步削弱龙云在云南的势力。1945年，龙云被调往南京，名义上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已经失去地方军政实权。1948年，他离开南京前往香港，并在1949年发表反蒋通电，拥护新政权。

龙云回到北京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需要指出的是，龙云并不是在战场上率部起义，而是在政治立场上完成转向，这与程潜、傅作义的情况有所不同。

卫立煌的经历最容易被简单化。辽沈战役期间，他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战局失利后被蒋介石视为主要责任人之一。1949年，他前往香港，此后长期处于观望和沉默状态。1955年，在周恩来邀请下，卫立煌回到北京。

卫立煌没有像傅作义那样在关键战役中公开宣布起义，因此把他直接称作“率部起义将领”并不严谨。但新中国对他的历史地位作了特殊安排。1956年，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成为这六位特殊人物中的一员。

蔡廷锴则是另一种类型。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他与蒋光鼐等人指挥第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表现出较强的抗日立场。1933年，他参与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统治，失败后被解除军职。

此后，蔡廷锴逐渐转向民主革命阵营。1949年，他在香港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随后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政部门领导职务，并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六个人的经历并不相同：程潜、傅作义属于地方军事力量的和平转变，张治中更多体现为政治选择，龙云带有地方实力派转向的特点，卫立煌是在复杂处境中回归，蔡廷锴则早已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决裂。

他们没有被授予1955年实行的军衔体系中的将帅军衔，却被安排进入国家军事领导机构。这种安排，既是对个人历史选择的肯定，也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军政人员的处理，并非只有战场胜负一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