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重庆，卢汉刚走下飞机，便察觉到这趟“汇报工作”并不寻常。蒋介石把他请来，表面上是商议云南军政，实际却是要摸清这位“云南王”的态度。此时渡江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向西南推进，云南成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几个重要据点之一。
蒋介石给卢汉加上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又拨给一笔军费，希望他把云南经营成西南后方。条件也随之摆上桌面：昆明城内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必须设法逮捕，必要时“一个不留”。
卢汉没有当场翻脸，只是低头应承。蒋介石或许以为，钱、官职和旧日关系足以稳住这位滇军将领，却没有看透卢汉的盘算。离开重庆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队，而是设法通知地下党员转移。
这份选择，并非一夜之间形成。卢汉1895年出生于云南昭通，早年家境并不显赫。1911年，他和表兄龙云外出做木材生意，途中船只失事，货物和伙计几乎全部葬身水中。赔不起损失的兄弟二人逃往四川，后来投身军旅，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龙云学骑兵，卢汉学步兵。毕业后，龙云先成为滇军军官，卢汉则在其麾下任职。两人的关系，既有亲情，也有上下级的现实差别。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争夺云南主导权，局势一度极其危险，卢汉带兵离开昆明，重新集结力量，帮助龙云扭转局面。
龙云掌握云南后，卢汉得到重用，曾任云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后来又成为滇军重要将领。1931年，他一度联合几名军官，以“清君侧”为名逼龙云下台，但这次行动很快失败。龙云没有彻底清算，仍然让表弟留在军政体系内。经过这番波折，卢汉明白了一件事：云南的权力，不只靠枪杆子，还要看军政各界和地方社会是否认可。
抗日战争改变了卢汉的声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卢汉出任军长，时年42岁。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第六十军奉命投入战场，官兵伤亡惨重，却顶住了日军攻势。滇军装备未必占优，作战意志却极为顽强，卢汉也由地方军阀体系中的将领，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抗日将领。
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借“调任”之名逼离云南，卢汉则接替了云南的最高军政位置。不过，中央军和特务系统早已伸入云南，卢汉手中的权力并不完整。他有“云南王”的称呼，却没有过去那种可以独断一方的实力。
解放战争后期，卢汉开始通过民主人士与中共方面接触。1949年2月，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卢汉没有立即公开表态，而是反复观察，既担心起义失败，也不愿让云南再次陷入战火。
龙云1949年8月在香港发表起义声明后，国民党内部对云南的压力陡增。蒋介石多次催卢汉到重庆，甚至让张群出面担保，还提出让蒋经国前往云南作保证。卢汉最终赴渝，正是在这种软硬兼施的环境下作出的决定。
回到昆明后，卢汉开始与沈醉等人周旋。沈醉是保密局云南站负责人，奉命监视卢汉并搜捕进步人士。两人明面上互相配合，背地里却各有打算。卢汉故意拖延，释放部分被捕人员，并尽力避免昆明提前发生大规模冲突。
“委员长要我抓人，真抓下去，云南就完了。”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却能说明卢汉当时的两难：公开违抗，可能立即遭到控制；完全执行，又会把自己推向无法回头的境地。
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进入云南，昆明的军事压力迅速增加。张群再次抵达昆明，继续向卢汉转述蒋介石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卢汉意识到，继续等待只会让自己失去主动。12月9日，他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控制了省内主要军政机关，沈醉、李弥等人被扣押，昆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巷战。
起义之后，卢汉没有急着把权力交给任何一支地方武装，而是维持秩序，等待中央派员接管。1950年2月，陈赓率部进入昆明，云南的军政工作逐步纳入新政权体系。卢汉被任命为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来又到北京工作，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
他晚年的变化，也颇值得一提。过去积置的房产和别墅，起义后大多上交，只保留国家分配的住房；公车只用于办公，家人不能随意使用。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谨慎，卢汉的回答很简单：“这是国家的东西。”这位曾经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将领，最终以这种近乎朴素的方式，交出了自己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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