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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上有佳人——林风眠与海派仕女画”展览正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以林风眠的作品领衔,精选了清末至近现代的海派仕女画佳作。

林风眠的一生经历了战争迁徙、生活变故和时代风雨,他把人生的五味都融于创作中。

上海是其画风成熟的关键地。亲眼见过他作画论艺的后辈如今已屈指可数。

今年84岁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迪平曾与林风眠合作过一幅作品。记者来到张迪平的家中,听她独家讲述这段50年前的珍贵回忆。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迪平 陈俊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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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迪平 陈俊珺 摄

风度翩翩的古稀老人

解放日报·上观:您与林风眠先生是何时相识的?

张迪平:林风眠先生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的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973年到1977年,前后不过三四年时间。

林先生来画院时已经70多岁,人很清瘦,但精神状态完全不像古稀老人,走路很快,风度翩翩。他很朴素,总是穿着一件米色的中长风衣,肩上搭一个布包,在那个清一色中山装的年代,他的气质显得与众不同。

他每天从南昌路的住处走到岳阳路的画院上班,他的话很少,见人总是笑眯眯地点头。大家都很尊敬他。

林风眠 《鲜花》(之一)1975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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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鲜花》(之一)1975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

解放日报·上观:林风眠先生1951年就移居上海,曾参与了上海美术界的不少活动。

张迪平:是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美协为林先生举办画展。我当时还很年轻,跟着父亲去看展览,印象极深。他的作品有风景,也有人物和花卉。林先生笔下的白墙黛瓦、秋天的树,色彩浓烈、笔墨概括,与我们当时所学的写实画法完全不同,我和父亲看后都非常激动。

林先生到画院工作后,我们几个年轻人特别喜欢他的画风,但从未见他当众作画。我向单位领导提议,能不能请林先生为大家演示一下,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画的。林先生得知后,欣然答应。

那次公开创作安排在长乐路上的油雕院,当时上海中国画院和油雕院是同一家单位。很多年轻画家围坐在林先生身边,我则在一旁帮他磨墨、准备颜料。林先生画画基本用水粉颜料,花青用国画颜料,墨是一定要当场磨出来的。

解放日报·上观:他当时画了什么作品?

张迪平:那天他的心情很好,作画速度很快,一幅栩栩如生的《鲜花》在短时间内就跃然纸上,用笔苍劲、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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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1900—1991)原名林凤鸣。广东梅县人。1919年,赴法学习西洋绘画。1925年,回国后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7年,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校长。为我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之一。1951年移居上海。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77年后定居香港。1979年,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等。

在笔墨和线条上下大功夫

解放日报·上观:听说您曾与林先生合作过一幅作品,这次合作是在什么机缘下促成的?

张迪平: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画院准备举办一场特殊的庆祝展。那天开会时,林先生坐在我旁边,他提出:“我们俩合作一张吧。”

我很吃惊,也很忐忑,我当年才三十出头,和林先生隔了好几辈,在艺术上还很稚嫩。林先生让我先画,再送去他家中。

解放日报·上观:他为什么让您先画?

张迪平:当时画院有个规矩——年轻画家与老先生合作,一定要年轻人先画。因为年轻人在艺术上往往还不太成熟,先下笔,老先生总有办法“妙手回春”。若是倒过来,年轻人可能会接不住。

我回家后反复构思,那时候是秋天,便画了四只螃蟹,又配了一个花瓶,那个花瓶的造型来自我家里的收藏。我画好后,送到林先生南昌路53号的家中。我还记得那是一栋法式的小洋房,他把画留下,让我过两天去取。

再度拜访时,林先生在画中补上了菊花,整幅画看起来生机勃勃。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林先生让我在画上题写“普天同庆”。我难以推脱,只好拿回去用心写了这几个字。这幅作品至今收藏在上海中国画院。

林风眠 张迪平 《普天同庆》 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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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张迪平 《普天同庆》 20世纪70年代

解放日报·上观:林风眠先生有没有给予您一些具体的指导?

张迪平:我去送画时,与他聊过几次。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家里的样子,他工作的桌子不大,桌上只有砚台和笔洗,没有任何颜料的痕迹。我很好奇,他画中丰富的色彩从何而来。林先生拉开桌子两旁的抽屉,各色颜料原来都藏在里面,每一排是一个色系,排列得非常整齐。他的卧室里还有一张差不多的桌子,两边也有两排抽屉和颜料。

我向他请教色彩该怎么用。他对我说:“中国画的笔墨和线条很重要,你要在笔墨和线条上下大功夫。”我有点诧异,他是一个倡导调和中西,且西洋画功底很深的画家,竟然会强调传统笔墨?

我回家反复研究他的画册,发现他其实是把西洋画的色彩构建在中国画的笔性之上。比如他笔下的鹭鸶,飞舞的线条看似只有简单的几笔,其实很见笔墨功力,没有深厚的积累是根本画不出这种感觉的。

《普天同庆》完成后,我去林先生家请他盖章,他对我说:“我就像是建筑底部的一块砖,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在我这块砖的基础上再发展。”他的艺术成就这么大,却把自己定位为“垫脚石”,这种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

林风眠 《梨花小鸟》 1977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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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梨花小鸟》 1977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

在上海进入艺术丰收期

解放日报·上观:通过与林风眠先生的交谈及合作,您对他的艺术风格有哪些认识?

张迪平:林先生的艺术风格,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在晚年一本重要画册的前言中,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在广东梅县老家门口看片片浮云、清清小溪、远远松林的情景。他一辈子的经历如此丰富,却在晚年写回忆文章时,把童年的记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独特的画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生活,从真切的生命感受中汲取灵感。

解放日报·上观:年轻时在法国留学的经历也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积累。

张迪平:是的,林先生19岁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西洋绘画。先是在第戎美术学校进修西洋画,后来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深造。此后又前往德国游历。当时的欧洲画坛正值后期印象派的高峰,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盛行。他的夫人是德国雕塑家,因此他对德国的表现主义也有感触。

当时有一些尝试中西融合的画家,主要是将早期印象派的色彩与中国画进行结合,而林先生则是把后期印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融入中国画,形成了全新的艺术面貌。

我曾在程十发先生家中欣赏过林先生早期的作品,大约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是一幅立轴的紫藤和金鱼,构图非常传统。我很惊讶,林先生早年还画过这么传统的画。当然,他的笔性与他后期的绘画还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他从年轻时就在中国画的笔墨上下过功夫,后来一步步地转变提升,他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林风眠 《农舍》 20世纪4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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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农舍》 20世纪4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解放日报·上观:林风眠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院前身)校长时只有27岁,怀着“为艺术而战”的热切理想,倡导中西艺术的调和。

张迪平: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一批优秀的画家都出自当年的杭州艺专。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表达方式,走出属于自己的中西融合之路。林先生无疑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但他骨子里是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他想把最大的热情都投入创作。

1951年,林先生辞去杭州的教职,搬进上海南昌路53号的一栋法式小洋房。我想,早年留法的情结是他选择上海的重要原因。在这栋房子里,他的艺术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与丰收期。

解放日报·上观:在上海的日子里,林风眠先生也曾参加过下乡写生活动?

张迪平:听说林先生写生有自己的方式。有的画家喜欢对景写生,有些则喜欢在画本上记录一些线条。林先生在现场什么也不画,就默默地看,悄悄地记在心里。回去后把内心的感受结合景物挥洒于纸上。

林风眠 《菜农》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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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菜农》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他是真正的艺术家

解放日报·上观:林风眠先生经历过时代的巨变,他的画里始终有一种生命的韧性。

张迪平:林先生在南昌路的生活其实是孤独而清苦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夫人带着他心爱的女儿去巴西定居。此后他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电影演员王丹凤与她的先生柳和清是林先生为数不多的好友,两家人住得很近。柳和清经常看到林先生手里拿着五分钱的生面条回家下面吃。

有一次两人在路上相遇,林先生邀请柳和清到家里一起吃面。他拿出自己做的霉干菜烧肉款待好友,饭后还泡了一杯咖啡。在林先生最困难的日子里,柳和清购买了他的作品,给了他支持。

林风眠 《骛群》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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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骛群》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解放日报·上观:哪怕日子再煎熬,他仍然没有放弃艺术。

张迪平:这是我非常敬佩他的一点。1977年,林先生获准去国外探望夫人和女儿。当时,画院专门派了一辆面包车,不少同事一起去虹桥机场送行。我们看着他走上飞机的舷梯,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得。

他离开前,把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整理好,交给画院保管,后来捐给了国家。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了林风眠艺术研究会,出版了他的画册,还设立了林风眠绘画陈列馆。

林先生离开后,我们作为后辈很牵挂他,也关注他的艺术活动。1979年,他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取得极大成功。晚年的他在香港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林先生的性格深沉内敛,但内心爱憎分明。人生的跌宕起伏,他从不宣之于口,把心境都落在笔端。他就像画坛的一只孤雁,飞翔于苍茫天地间。在我心中,他是真正的艺术家,我一直很敬仰他。

原标题:《林风眠:“我就是一块砖”|海派名家后辈访谈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