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Phil Baty：排名如何改变大学？|bat|世界大学|清华大学|韩国|高校

数十年来，全球大学排名主要聚焦于科研实力、学术声誉、论文发表量与引用量，这些指标在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于2019年推出了一个全新角度的大学排名：THE大学影响力排名。不同于大众熟知的传统大学排名体系，这是一套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影响力评估框架，将对大学的评价延伸至其对社会和世界产生的影响，考察大学的社会价值与世界贡献。

这样一个全新视角的大学排名，让全球高等教育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近日，清华SSV研究院院长杨斌教授与THE首席全球事务官（也是THE影响力排名的发起者与核心推动者）Phil Baty就此展开深度对话。对话从“世界大学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排名”的设立初衷出发，探讨全球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觉醒，以及未来大学与未来人才的可能。

对谈嘉宾

杨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杨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领导力、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管理等；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在明明德》等，译有《大学的窘境与革新》《变革正道》《管理者而非MBA》等；开发并主讲《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力与组织变革》《管理思维》等多门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Phil Baty：现任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全球事务官，负责领导政府合作伙伴关系及全球事务工作。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全球大学和政府在数据、洞察及活动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Phil 同时担任世界教育论坛（Education World Forum）总干事，于2025年2月获印度 Amity University 授予“全球学术卓越奖”（Global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Phil 在高等教育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曾主导开发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创办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学术峰会（THE World Academic Summit）；开发并推出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gress）。

为什么重新定义大学影响力？——THE影响力排名诞生的初心与背景

大学不只是服务个体发展、

实现个人成就，

更要造福社会、推动现实改变

杨斌：能否首先和我们讲讲 THE 影响力排名的起源？该排名 2019 年推出之际，全球高等教育界是怎样的格局？是什么促使《泰晤士高等教育》认为需要一套区别于传统全球大学排名的全新评价体系？

Phil Baty：这套全新影响力评级的构思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4 年左右。自 2004 年起，THE世界大学排名声名鹊起，但运行约十年之后，各高校开始向我们提出疑问：社会影响力该如何体现？有些大学或许并不凭借顶尖科研享誉全球，却为社会做出大量实实在在的贡献，无论是教育普惠、社会包容、技能培养，还是助推经济发展等等。

几乎同一时期，欧洲的政治议程也高度关注大学能为社会带来什么。在英国，科研评估框架就开始着力考量影响力：我们能否预判影响力？该如何理解影响力？纳税公众也愈发关心如何让大学科研真正服务社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由此产生了大量政策层面的诉求。

2014 年，英国上议院议员、知名电影制作人戴维・普特南勋爵获委任为欧盟委员会贸易特使及数字影响力代表。他问我：我们能否预判影响力？我们能否理解影响力？纯粹的科研和优质教学固然至关重要、对社会价值巨大，但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些成果转化成的现实社会影响力？戴维・普特南向我们积极倡议这一方向，英国政府也在推动相关工作。

在2014年的一场会议上，欧盟委员会总干事对我们说：“你们做排名，排名可以改变行为，排名能够吸引公众关注，促使政界认真对待相关议题。你们能不能把工作拓展到影响力评估领域？”项目初期主要关注经济影响力，衡量指标包括衍生企业、知识产权等。但随后大家提出，评估范围应当拓宽至更广义的社会影响力，涵盖文化、艺术、人文、气候行动等诸多维度。就在这时，我们想到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评估框架，这成为我们的“灵光时刻”。我们意识到，这套业已建立的全球框架可以让我们全面、多维度地衡量影响力，不再只局限于创收、创办衍生企业、开发知识产权、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些本身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还可以覆盖减贫、促进平等、气候行动、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各类议题。这便是整套框架的由来。我们由此认识到，社会影响力同样举足轻重。如果说大学各项工作是一块蛋糕，社会影响力绝非只是锦上添花。

杨斌：当时是否有特定的高校实践或是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推动了这一项目的诞生?

Phil Baty：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高校自身呼吁获得这方面的认可。说实话，很多诉求并非来自传统排名榜单顶端的院校。世界前十的高校，世人皆知其科研实力雄厚，甚至能产出诺贝尔奖得主。但其他大学会提出：我们或许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但我们和本地中小企业开展科研合作；我们是滨海院校，深耕海洋生物学研究。众多高校呼吁，这类贡献也应当被看见。不少名气相对没那么大的院校，在就业、技能培训、经济增长、毕业生就业方面成果斐然，它们也在积极发声。

除此之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逐渐成为公认框架，这也是重要原因。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式发布后获得全球广泛关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框架能够凝聚全世界，联合国极其细致严谨地制定出这些目标，全球围绕这些目标达成共识，将其视为全人类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关键，同时也是将不同国家、不同地缘政治背景纳入一套统一指标体系的途径。

我们认为，大学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力量，但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却长期得不到充分认可。于是，我们尝试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大学可以落地的实际工作一一对应，搭建起这套评估框架。

杨斌：《泰晤士高等教育》为何会认为，社会影响力应当成为衡量大学卓越水平的重要维度？是什么说服了你和团队？

Phil Baty：我们始终认为，我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高等教育界本身，展现高校真实的作为。我们搭建交流平台，汇聚各所大学开展研讨。同时，凭借排名项目，我们拥有广泛的话语权和大型传播平台，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长久以来，大家普遍认为大学有两大核心使命：教学与科研。而“第三使命”这一概念，最初指代知识转移、科研成果转化，后来逐步聚焦到社会影响力层面，相关讨论也愈发热烈。当时，各类社会挑战不断凸显，高校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发声。要知道，当时全球正面临经济困境，爆发过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但重大社会危机和全球性挑战风险还在不断加大，由此带来一种紧迫感。

大学必须真正展现出自身的价值与贡献，很大一部分讨论都围绕大学存在的意义展开，这直接关系到公众凭什么支持大学。大学不只是服务个体发展、实现个人成就，更要造福社会、推动现实改变，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信念。同时，相关政治讨论也持续升温。

杨斌：建立这样一套新的评价体系，是否遭遇过质疑或阻力？例如，是否有人主张大学核心的任务仍然是科研和教学，或者担心社会影响力很难量化。THE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Phil Baty：全世界都普遍认同，影响力本身很重要，社会影响力更是如此。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公共利益、培育未来领袖、为经济输送人才、拓展知识边界、反思固有认知，通过创新增进人类认知，让世界变得更好。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把上述贡献有效量化。

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就纳入了影响力板块，要求高校用文字叙述科研带来的影响。英国数百所大学为此撰写数万字材料，阐述自身成果。经济影响力相对容易衡量，有校企合作、专利引用、衍生企业、专利授权收入等现成指标。但广义的社会影响力，衡量难度要大得多。因此，确实存在不少质疑声音。

但当我们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基础框架后，各方达成了共识，这一框架由此得到广泛认同。之后，我们提取目标下的具体子目标与指标，将其适配到高校场景，梳理大学能够贡献力量的路径，并搭建起变革理论框架。

我们总结出大学发挥影响力的四大方向。第一是教学，培养具备相应技能的公民，推动全球可持续变革；第二是科研，产出新知识、新技术，助力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三是机构治理，管理校园、人员与各类资源，包括能源消耗、采购、校园可持续建设等；第四是对外传播与外展服务，和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开展合作。

这套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四大变革理论框架推出后，高校整体反馈积极。虽然第一版体系是全新的，完全未经实测，但是却有约500所大学主动参与。在第一版框架落地、大家看到实际效果之后，参与规模迅速扩大。方法论设计与数据采集固然难度极大，但框架一经成型，高等教育界便予以接纳，认可这套体系。后续规模持续增长，成果喜人。

排名如何改变大学？——从指标体系到真实行动

把社会影响力

纳入高校的核心战略重点

杨斌：经过数年发展，越来越多高校开始采用THE影响力排名，你观察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案例或数据？

Phil Baty：最根本、也最让人欣喜的就是规模增长。最初约有500所高校参与，如今新版评级体系已有1650所院校加入。更深远的变化在于，高校愿意主动接受这套指标的衡量，相关工作也因此获得了更多曝光度。很多高校此前并没有对自身社会影响力形成全局统筹的视角，管理层也缺少整体视图。参与填报这套评级的过程，反而倒逼高校系统性梳理自身影响力，认识到成果的多元性与覆盖面。最直观的改变是，高校领导层开始把社会影响力纳入核心战略重点。填报过程本身也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帮助高校向校内教职工、向所在社区讲清楚自身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收集数据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具体的变革与项目实践。举个例子，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在当地不算顶尖名校。悉尼本地有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这类科研强校，而西悉尼大学属于本地院校，地处悉尼核心城区之外，但在社会包容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参与这套评级之后，该校承诺使用100%可再生能源，不止要实现净零排放，更要达成净正向排放目标，并在校内落地大量专项举措，争取在评级中获得认可。

对我而言，更令人振奋的是国家级层面的合作案例。泰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创新部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开展合作，借助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级框架，评估本国高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我们梳理不同院校的定位：滨海高校深耕海洋经济与海洋研究，坐落于森林乡村地区的院校则聚焦本土相关议题，由此绘制全国高校贡献的全景图谱。我们还和泰国政府合作开展全国学生调研，了解学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知程度，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真正融入课程，以此找到短板：哪些知识点学生接触不足，哪些课程存在缺口。随后，高校就根据学生反馈调整课程内容。

这套框架覆盖面极广，既可以用来优化校园本身，比如可持续建设、回收利用、能源消耗，也可以推动科研成果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以第11项目标“可持续城市与社区”为例，评估会考察校园是否向公众开放。曼彻斯特大学就凭借相关实践拿到评级分数。学校把一具大象骨骼展品放置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火车站，借此吸引公众了解历史，并引流公众前往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我们可以统计到访人流量，衡量公共参与成效。即便是校园向社区开放这类工作，也会被纳入指标考量范围。从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到文化文博项目，这是一个覆盖面极广、可供开展工作的完善框架。

杨斌：如此多生动鲜活的案例，有没有中国大陆、香港或者澳门的具体实例？

Phil Baty：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参与度不算高。中国香港地区院校的表现十分亮眼，香港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在SDG4“优质教育”目标板块成绩斐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一些较为小众的实践。就中国大陆而言，比如在SDG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方面，该目标重点考察校企合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此板块表现优异，多所内地高校进入该分项榜单前25，北京理工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在健康领域，南方医科大学在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上表现突出。香港高校已经积极投身这套评估体系，我们也希望更多内地高校参与，高校不必强求覆盖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不必完全拘泥于联合国议程本身，关键在于找准自身优势赛道，可以聚焦数字技术创新、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绿色能源、气候变化等方向。

杨斌：中国政府与社会本身十分支持联合国各项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会继续推广，让内地高校理解这套评估体系对学校整体发展的价值。

许多排名仅呈现评估结果，但影响力排名似乎有潜力成为行动工具。一套优质评价体系该如何跳出单纯的测量工具，成为推动个人与组织改变行为的机制？THE在影响力排名设计与落地时，是如何考量这一点的？

Phil Baty：方法论层面，我们将联合国各项目标转化并适配到高校场景，同时在体系设计中加入“正向引导”机制。举个例子，在SDG13“气候行动”板块，我们要求高校如实上报能源消耗数据、可再生能源占比，同时评估相关政策：学校是否设立能源转型目标，例如针对能源使用优化的相关目标，是否设定目标达成时间节点。我们会尽量保持方法论稳定，但会适度收紧时间节点、逐步提高相关要求。教学板块同样设置引导项，对应零饥饿、良好健康等目标，我们会看高校是否输出农业、医疗领域毕业生，同时考察学校是否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课程。科研部分主要通过文献计量方式，评估科研成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度。中国在该领域本就实力强劲，我们期待更多内地高校加入体系，展现其在能源解决方案、绿色技术、数字技术领域的成果。在机构治理和对外拓展板块，我们设置明确的实证指标：高校是否向本地企业转化知识成果、开展产业合作，是否对水资源与卫生领域的相关政策讨论产生影响。整套方法论本身就内置改进导向。

除此之外，我们公开发布评估结果。这套体系并非只有一个总榜，除总排名之外，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设有独立分项榜单。很多原本默默无闻的高校，其细分领域优势得以曝光。例如，部分院校在非洲粮食安全、干旱地区作物抗逆性方面成果突出，各高校可以互相借鉴学习。我们配套开发工具，开放参考案例，收集高校提交的政策实践材料，如果材料属于公开信息，我们会予以计分，同时向其他高校展示参考案例，促进经验互通。经验对接与知识共享本身就是这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一场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运动。

杨斌：从诸多层面来看，就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而言，我认为，联合国理应认可《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伟大的建设者、助力者与推广者。

我注意到，影响力排名近期完成更名，改为“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级”。这次从“排名”到“评级”的名称变动，是否也反映了你们在评估高校影响力的思路上发生了转变？

Phil Baty：是的。你刚才提到联合国，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某次会议的嘉宾正是戴维・多纳休，他本人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起者之一，曾任爱尔兰常驻联合国大使，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两位联合主席之一。他坦言，很高兴看到高等教育获得这样的褒扬。哪怕只是给排名榜首的高校颁发证书，这种对相关工作的认可，都能够帮助联合国各机构与全社会意识到，必须让高校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参与构建未来的新议程。

改名是这样的：该评估项目自2019年推出时叫“影响力排名”，现在更名为“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级”。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它打造为一套可迭代演进的框架。我们主要考量两方面的现实问题。第一，2030年之后，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也会发生调整，我们希望这套体系能够随之适配，一旦2030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迭代更新，评估指标与衡量标准也可以同步演化。第二，我们也意识到，受快速发展影响，排名指标会存在一定不稳定性。传统大学排名需要长年积累科研成果和论文，沉淀学术声誉，因此结果十分稳定。但这套评估体系的动态性要强得多，名次波动很大，高校可以快速落地相关政策，实现名次大幅提升。因此我们考虑，评级体系或许可以不再输出个体名次，改用档位划分或者百分位，这会是一条可行路径。我们提出了这一设想，但参与高校反馈并不支持，他们仍然希望保留排名，希望拿到数值分数、参与名次排序。

不过，改名也为我们保留了未来的选择权，后续我们可以探索最优的数据呈现形式，比如分组、档位、信号灯标识，或是奥运会式金、银、铜分级，拥有灵活调整的空间。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决定继续保留排名机制，虽然项目名称改为“评级”，输出结果依旧是完整排名榜单，改名更多是面向未来做储备。

另外要明确一点的是，高校是自主报名参与该项目的。反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几乎覆盖全球所有符合条件的研究型大学，从清华、北大，到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共纳入约2000所院校。而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级属于高校自主报名，并非全部高校参与，我们希望借此和那些传统声望卓著、家喻户晓的排名做出区分。采用“评级”这一说法，让我们可以和高校协同，共同设计未来的评估框架、指标体系与结果展示方式。但现阶段，它仍然是一套排名，依旧输出排名榜单。

杨斌：我本人任职于经济管理学院，以我的理解，“排名”更利于高校开展宣传推广，而“评级”在院校差异化竞争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

Phil Baty：很多参与院校确实很看重排名位次，希望跻身全球前100、前10，量化分数也方便高校开展对标、合作，实现更精细的横向对比，所以现阶段，它依旧以排名为核心。

杨斌：院校也可以逐年对比自身的进步情况，以此驱动自我改进。

谈及影响力，影响力评估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内部管理，正逐步成为高校连接企业、基金会、民间社会组织等各类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渠道。作为前大学副校长，我认为这些外部相关方是高校发展的宝贵资源。那么，站在THE的视角，你希望这套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级在高校与社会之间扮演怎样的角色？它能够创造出哪些传统大学排名实现不了的联结？

Phil Baty：首先，核心在于提升曝光度，把过去被埋没的优秀实践公之于众。传统排名往往会忽略院校细分领域的优势、局部的卓越成果，以及某些特定方向的突出表现。把这些成果展示出来只是起点，外界看见之后，就会发现合作共建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二，我们会专门考量高校主动对接企业、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实际行动，对这类对外拓展实践予以正向激励。评估指标明确要求高校拿出实证，证明自身联合企业与政府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除了针对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设置子排名，在综合总排名当中，也强制要求高校必须参与SDG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评估，把合作协同作为整套评价体系的重要基石。整套榜单虽带有竞争属性，但底层指标倡导共享协作。最让人期待的是，当高校的优秀实践被曝光、获得排名认可、站上国际舞台彰显自身优势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促成合作对接。

我们举办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如今已成为年度盛会，参会规模约5000人。在此，我很高兴和大家确认，2027年大会将在中国澳门举办。大会现场，我们将正式发布评级榜单，搭建平台，让高校展示自身优势，用数据实证成果。同时，我们也会专门邀请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共同参会。2027年澳门大会预计参会5000—6000人，其中高校代表约占三分之一。高校负责产出新知识、输送人才、输出理念，推动社会变革。同时，大会也将汇聚投资者、企业，专门搭建社交与合作对接渠道。

除了澳门大会的线下聚集，下一步我们还计划主动开展精准对接，THE可以在注册环节以及会议期间，促成投资人洽谈、初创企业成果路演，帮助高校科研成果对接适配的投资方与合作方，落地产生实际价值。

能够与中国开展深度合作，我们倍感欣喜。大会落户澳门，同时香港方面我们也已有深厚的合作基础，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科技创新活力让我们十分振奋，我们会借本次大会加大面向中国的投入力度。

杨斌：2027年7月恰逢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我建议THE的各位负责人届时可以到访香港与澳门，参与相关纪念活动，展示大湾区高等教育过去数十年取得的成就。

Phil Baty：这非常棒，我们一定会到场，我们会把全球各界的代表汇聚到澳门，THE团队也会深度参与。香港高校的表现十分亮眼，岭南大学在优质教育目标上全球第一，香港教育大学位列第二，香港科技大学综合排名跻身全球前20，香港地区涌现出大量优秀示范案例。

杨斌：作为中国大陆高校从业者，我们确实应当借鉴香港高校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到，相比传统侧重科研的排名，影响力评级目前在高校与全社会当中的认知度仍然有限。THE以及你们团队未来计划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想要让影响力评估真正成为高校重要的战略工具，还需要补齐哪些条件？作为中国大陆高校管理者，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Phil Baty：整体形势正在向好，但依旧面临若干挑战。首先，主流媒体、社会大众乃至学生家长，天然更容易接受传统排名，大家对世界顶尖大学已有固有认知，榜单结果直观易懂。THE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清华、北大表现优异，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也榜上有名，这个排名看上去十分传统，体系完备、广受认可，同时颇具说服力，普通人也能理解其中逻辑。这套排名已经运行超过20年，THE从2004年就发布世界大学排名，到如今已有22年历史。但影响力评级面世时间尚短，体系更加复杂，输出结果有时会打破固有认知。既有传统强校表现突出，也有不少知名度不高的院校取得好成绩，所以它采用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评价框架。整套体系包含综合总榜以及17项分目标子榜单，复杂度高，并不太适配大众媒体传播，这是现实阻碍。不过，它的曝光度每年都在稳步提升。

令人鼓舞的是，高校自身正在主动推动这件事。越来越多高校使用评级标识，宣传自身成果，将榜单作为践行可持续发展、推进绿色能源建设的证明，院校正在成为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学生群体以及各利益相关方会越来越要求高校拿出实质佐证。当下已经有不少学生提出诉求，希望高校能够帮助自己面向未来发展，切实投入可持续发展事业，并且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这类诉求会持续提升该评估的社会关注度。

最后在于包容性。目前全球约1650所院校参与评估，遍布世界各地，但部分区域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期待北美、中国大陆有更多高校加入，参与院校越多，榜单的社会认可度自然会持续走高。

杨斌：那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层面呢？THE能否面向各国教育部长，按国别展示评估结果？对于各国教育主管部门而言，这也关乎国家形象，如果能够让各国教育主管部门看到本国高校的参与热情，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可以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Phil Baty：THE东亚团队已经观察到，政府层面的支持能够起到巨大作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获得政府大力背书，官方向本国高校传递信号：这是国家认可的评估框架，也是重要的国际展示平台。更关键的是，该评估和本国政策导向相契合，能够督促高校产生社会影响力。凡是获得政府支持的地区，项目推进都十分顺利。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中亚国家同样大力参与。我们未来也会进一步面向各国政府做好宣传推广。

日本、韩国有参与，但不算主力。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参与度很高。真正表现突出的是东南亚与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的参与院校数量和榜单表现都非常亮眼。韩国在部分细分领域成绩优秀，和中国大陆的参与院校类似，韩国高校在城市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合作板块表现突出。高校可以自主选择参与哪些SDG维度评估，如果聚焦经济增长与产业创新，可以选择对应的两到三个目标，如果侧重农业、粮食安全，则可以选择另一组目标。韩国在创新工业相关维度表现优异，2019年，该评估的首次试点就是在韩国科学技术院。日本北海道大学甚至把THE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级结果做成大型标牌，竖立在校门口，这充分体现了院校对这套框架的接纳。

中国与全球高校的观察——从排名看到高等教育的新趋势

亚洲正在引领可持续发展

与社会影响力这股浪潮

杨斌：基于THE多年的数据与观察，全球高等教育正在发生哪些变化？高校投身可持续发展涌现出哪些趋势？有没有哪些数据或者趋势让你感到意外？

Phil Baty：最让人振奋的变化，是亚洲正在引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影响力这股浪潮，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传统世界大学排名长期由北美、英国、西欧主导，中国与东亚院校虽快速崛起，但西方整体依旧占据优势。而这套影响力评级几乎是反过来的：亚洲国家走在前列，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固然表现不错，但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表现十分亮眼。菲律宾参与院校数量全球最多，泰国政府为其背书，印尼约70所高校参评，不少榜单前列席位被亚洲院校占据，香港多所高校在分项榜单登顶，北京理工大学跻身SDG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全球头部梯队。这是首个亚洲整体领跑的全球大学榜单，代表全球格局的转变。越来越多高校意识到，社会影响力不是附加任务、副业，而是办学使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和传统世界大学排名互为补充，共同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变革。

2026THE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中，亚洲高校表现出了惊人的增长势头，前十名中有五所亚洲高校。

第二个显著趋势是跨学科研究兴起。我们和谷歌创始人埃里克·施密特旗下施密特科学基金会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跨学科研究，应对全球重大挑战。单靠技术方案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协同，转变大众思维模式。越来越多高校正在调整院系架构，围绕现实问题组建研究方向，而非局限于传统单一学科。以人工智能为例，不再只局限于计算机学科本身。AI赋能医疗，计算机科学家和生物学者协同攻关，推动医药研发革新。这类跨学科发展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愈发普遍。

杨斌：近些年，中国高校科研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提升迅速。我多次参加THE的峰会对话，经常听到大家肯定中国高校的进步。那么，站在SDG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展现出和欧美不一样的特征？

Phil Baty：客观来讲，我们目前拿到的中国数据还不够丰富。该评级体系填报维度复杂，中国大陆高校的整体参与规模有限。但从文献计量数据能够看到，中国在诸多细分科研方向具备顶尖实力，人工智能技术实力强劲，AI在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领域落地成果突出。

对THE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院校的突出实力，但还希望评级体系能够更好地把这些成果予以彰显，产出更多高位次榜单结果。这就需要更多中国大陆高校主动参与，把已经开展的优秀实践提交参评。就现有不完全的数据来看，中国大陆参评院校高度贴合本国政策重点，聚焦经济增长、体面劳动、社会流动、就业成果、产业协同与创新。

2026年6月发布的榜单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SDG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表现优异，一共有四所中国大陆高校进入该目标全球前25，南方医科大学位列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全球前25，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SDG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表现突出。

放眼全球，各国都会结合本国国情侧重不同SDG方向。西方国家贫富差距问题严峻，但参评高校很少申报“无贫穷”“零饥饿”等相关目标，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地区高校在这些板块参与度更高。

参评目标的选择，往往映射国家与区域发展优先级。当前，中国大陆院校重点聚焦经济发展、就业、技能转化、应用研究，这本身是实力的体现。但我们期待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能源、公共健康方向的成果申报。

杨斌：所以，你十分期待更多中国大陆高校加入，扩充样本数据集，充分展现中国高校的优势与探索。我认为，这是我们开展这类探讨的一个切入点，我也会尽可能推动国内同行参与这项重要的影响力评级工作。

我们再来展望未来。传统大学排名主要反映高校综合学术实力，但有些高校综合排名未必突出，却长期深耕海洋、农业、环境、医学这类特定社会现实难题，依靠解决真实世界问题彰显自身价值，你有没有观察到这类典型案例？

Phil Baty：当然有，这套评级的价值就在于挖掘那些传统排名不占优势、但具备鲜明特色的院校，很多院校的优势根植于当地社会经济现实。例如，印度旁遮普邦一所大学在SDG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位列全球前十。当地面临严峻的饮水安全、卫生保障等社会难题，这所大学不追求大量国际期刊论文发表，而是扎根社区开展本土实践，凭借细分领域研究跻身全球顶尖。

SDG1（无贫穷）全球前十当中，有六所高校来自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面临更大的贫困问题现实压力，高校研究力量也更多向该方向倾斜。尼日利亚一所大学在SDG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表现亮眼。榜单前十的名单时常会出人意料，不一定都是耳熟能详的名校，这恰恰是这套体系的价值：评价标尺完全区别于传统排名，鼓励不同类型高校各展所长。

杨斌：那么，年轻院校表现如何？实际表现是否超出预期？

Phil Baty：年轻院校拥有不小的机会。香港科技大学建校仅30年，本身已是顶尖名校。这套评估不纳入学术声誉调查问卷指标，因此不需要依赖久负盛名的历史积淀。传统排名非常依赖经费资源，充足的资金才能招揽人才、建设科研设施，更适合大型综合研究型大学。但影响力评级不要求院校财力雄厚，高校可以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某一高影响力的细分赛道，聚焦区域、本土问题，而非追求全球性成果。因此，办学历史较短、知名度有限、资源不算充裕的院校，理论上完全可以取得好成绩。传统世界大学排名以宏大的全球视角衡量成就，而这套评级认可院校立足国家、服务区域的价值。

杨斌：这一点对中国西部高校很有启发。相比沿海院校，西部高校经费资源有限，但在服务地方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做出了大量前沿实践。即便办学规模、综合条件不及沿海高校，也完全可以向THE展示自身工作成果。我会把马来西亚、印度以及其他东盟国家高校的案例分享给国内西部高校的同行。

Phil Baty：这套评估不采用西方单一的评判标准，而是匹配院校自身的办学使命，核心看高校在本土开展的实际行动。

杨斌：是否可以理解为，高校可以先参与社会影响力评级，再参与THE综合排名？

Phil Baty：完全可以。这样可以帮助院校提升国际曝光度，积累声誉，搭建国际合作网络，把细分领域和本土层面的优势对外展示，吸引国际伙伴开展合作，具备很大的发展价值。

未来的大学与未来的SDG人才——从评价大学到塑造下一代

青年就是未来。

要依靠人的行动，

带来真实改变。

杨斌：接下来谈谈人才。当今世界，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人口结构变化、不平等，各类复杂挑战层出不穷，没有单一学科可以独立解决。基于THE对全球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长期观察，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Phil Baty：高校需要应对巨大的挑战，人才培养也需要拓宽视野，而不是一味收窄。香港高校推行四年制本科，正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英国三年制本科模式的专业口径相对狭窄，未来可能会更多借鉴美式通识教育模式。

学生既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数据素养和人工智能相关认知，同时人文素养同样不可或缺，沟通能力、心理学认知、伦理思辨能力愈发重要。过去，大家把沟通、解决问题、创造力称作“软技能”，如今，这些软技能正在转变为核心的硬能力。高校需要培养适应力强、善于解决问题、富有创造力，同时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这也会倒逼课程体系不断革新。

同时，终身学习变得至关重要。技术迭代速度飞快，专业知识需要持续更新，大学不再只提供三到四年的本科教育，还需要支持从业者返校进修、进行技能升级。过去，人们提出过“T型人才”的概念：纵向深耕专业，横向具备广博的知识面。之后又有“π型人才”的说法，代表持续学习、迭代更新的两条纵向支柱。在新加坡的一次会议上，还提出了“滨海湾金沙型人才”的概念，即多重纵向能力叠加横向综合素养。专业知识需要终身更新，而沟通、抗压、解决问题、创造力等可迁移的人文能力，同样是核心素养。

杨斌：观察全球一代代青年学生，对比过去，年轻人对于社会责任、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正在重新定义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Phil Baty：确实已经出现明显转变。我前不久和伦敦国王学院负责人交流，谈及可持续发展教育，学生不再仅仅满足于食堂提供素食、校园使用新能源汽车这类表层举措，他们希望可持续发展真正深度融入课程，教会学生成为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公民，不只是自身践行绿色生活，更有能力投身绿色新经济，胜任新兴岗位。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主观能动性显著提升。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技术带来的风险，要引导人工智能赋能人的批判性思维，而不是替代独立思考。如何善用AI助力学习与社会发展，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总体来看，当代青年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期待高校同步成长，赋能自己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杨斌：我在大学负责筹资工作，我们发现，校友捐赠人相比以往更加看重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与公共形象。如果母校出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捐赠方会重新考虑后续资助，这已经成为推动高校重视社会表现的现实动力。

如果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关键词定义SDG人才，你会怎么概括？

Phil Baty：我想到一个词：主观能动性（agency）。SDG人才要主动作为，拒绝被动，充分认识现实挑战的紧迫性，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现状，敢于直面看似无解的难题。青年就是未来，要依靠人的行动，带来真实改变。

杨斌：THE从2019年正式推出这套社会影响力评估，属于较早探索高校可持续发展影响力评价的机构之一。目前，是否已经有其他排名机构跟进，推出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评估体系？

Phil Baty：现在已经有不少机构进入这个赛道，推出可持续发展相关项目。THE是首个搭建完整SDG综合评估框架的机构。越来越多机构投身这一领域，这是一种良性现象，能够鼓励更多高校关注可持续发展。

杨斌：其他排名机构应当借鉴THE的实践，协同发力，共同营造鼓励高校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环境。

非常感谢 Phil Baty 。今天，我们了解了THE发起影响力排名的初衷，以及该评估如何推动重视社会影响力的高校向前发展，推动教学、科研，以及高校同社区、全世界的互动。

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一所真正卓越的大学，“创造了多少知识”或许不再是最重要的命题。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产出的知识、培养的人才、开展的行动，为世界带来了哪些正向改变？我们是否培育出能够创造积极社会价值的人？

再次感谢 Phil Baty今天的分享。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杨斌与《泰晤士高等教育》（THE）首席全球事务官、THE大学影响力排名发起与推动者Phil Baty的访谈整理。

来源：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