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沈阳一间不起眼的杂货店里，化名“王子明”的店主刚看见几名便衣进门，便转身往后门逃去。此人真实姓名叫佟荣功，曾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被捕后，他交代的一桩旧案，牵出了13年前失踪的宣侠父。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只是因为一名特务落网，更在于它揭开了国共合作时期的一段黑幕：1938年7月，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宣侠父，在西安突然失踪。中共中央当时便判断，他很可能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暂时把疑问压在心底。
宣侠父为何会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答案并不在某一件事上，而在于两人从黄埔军校时期起，便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1924年，宣侠父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那时的黄埔，既是军事学校，也是各种政治思潮激烈交锋的地方。蒋介石担任校长后，频繁插手军校党务，越过党代表和政治部，直接指定基层负责人，并要求他们定期汇报。
宣侠父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军校提倡的民主原则。他联同学员提出抗议，公开批评校长的专断作风。蒋介石曾要求他收回报告、写悔过书，宣侠父却回答：“没有过错，为什么要悔过？”
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宣侠父被关禁闭并遭到开除。黄埔第一期学员中，他成为少数被逐出校门的人。蒋介石未必看不出他的才干，但一个敢当面反驳校长、又不肯低头的学生，显然很难被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
离开黄埔后，宣侠父长期活动于西北和华北。1933年，他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吉鸿昌并肩抗击日军，收复多伦、宝昌、康保等地。抗日同盟军后来受到国民党军队夹击而失败，宣侠父由此更加看清，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实际把限制抗日力量放在了抵抗日本之前。
吉鸿昌正是在宣侠父的影响下，进一步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宣侠父继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推动抗日活动，联络蔡廷锴、蒋光鼐等抗日人士，也曾与李宗仁、白崇禧方面保持联系。他擅长做统战工作，能够把立场不同的人暂时团结到抗日目标之下。
这正是蒋介石最忌惮的地方。宣侠父不是单纯的宣传人员，也不是只会书斋议论的知识分子。他熟悉军队，懂得地方势力，又与不少国民党将领有旧交。胡宗南既是浙江同乡，也是黄埔旧识，曾多次劝他为蒋介石效力，许诺给予职位和待遇，宣侠父始终没有答应。
有一次，胡宗南希望他协助整顿部队，宣侠父没有推辞，还连夜写成《游击战争概述》，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分割敌军、保存实力。他愿意帮助抗日，却不愿替个人权力服务。这样的态度，使蒋介石意识到：宣侠父不仅不能被收编，还有可能影响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派。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至1938年间，宣侠父在西安积极开展统战和群众工作，协助稳定抗日局面。国民党当局取缔进步团体，他便借“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继续组织活动；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演出受到阻挠，他又出面斡旋，借助与蒋鼎文、胡宗南的关系，为演出争取空间。
这些做法在国民党地方官员看来，已经不只是普通的宣传活动。军统西北区开始对他严密监视，暗中记录他的住处、交往和每日行踪。蒋鼎文也曾提醒特务，宣侠父“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必须重点防范。
1938年7月，蒋介石下达“秘密制裁”宣侠父的命令。特务原本准备在夜间下手，地下党获悉消息后，曾将他接到八路军办事处暂避，并安排他返回延安。7月30日前后，因西安仍有工作需要，宣侠父暂缓离开。
当晚，他被蒋鼎文以商谈军需为由拖住，直到深夜才离开。根据后来供述，特务在途中将他强行拖上汽车，用沾有麻醉药物的棉花捂住口鼻，再以绳索勒死，随后转移尸体掩埋。佟荣功的口供，还涉及参与行动人员以及遗体处理的大致地点。
宣侠父失踪后，八路军办事处立即组织寻找，并向蒋介石方面交涉。国民党当局始终否认与案件有关，因缺乏证据，真相长期无法公开。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期间为宣侠父举行追悼活动，但对他的具体死因仍只能作出原则性判断。
1951年，佟荣功被捕后交代案情，尘封多年的线索才重新拼接起来。遗憾的是，西安城郊地貌早已改变，宣侠父的遗骨始终没有找到。能够确认的是，这位黄埔一期学员最终死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行动，而他与蒋介石之间持续14年的冲突，也由此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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