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泾县茂林一带枪声不断，施奇随新四军部队突围。这个从上海缫丝厂走出来的年轻女报务员，背负的不只是行装，还有维系部队联络的机要任务。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部队行进在山地之间，电台设备笨重，线路又必须保持畅通。施奇常常在夜间守在机器旁，接收、记录、译发电报，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部队行动。
她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很能吃苦。电报工作看似安静，实则要求极高，数字、符号、地名都不能混淆。山路难走，她背着器材随队转移，缺粮少药，也很少因个人困难耽误任务。
这份沉着，并非天生。施奇早年家境贫寒，年纪很小时便到上海缫丝厂做童工。缫丝要长时间接触热水，手部皮肤反复溃烂，工厂里的劳动强度又大，收入却十分微薄。许多女工挤在简陋住处，疲惫成为日常。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局势日益恶化。施奇从工友和社会舆论中听到新四军抗日的消息，便离开工厂，辗转前往皖南。一路上，她搭乘车船，步行和乞食相伴，经过数月才找到部队。到达时，身体已经十分瘦弱，双脚也布满伤痕。
进入新四军后，她先在教导队学习文化和政治知识。对于一个童工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识字、记忆电码和掌握报务技术都不是轻松的事，但她进步很快，后来被调入机要部门，承担报务工作。
这段经历说明，抗日队伍中的许多基层人员，并不是带着优越条件参加革命。他们往往来自工厂、乡村和贫困家庭，正是在部队教育和战争环境中，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通信人员。施奇的经历，正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突然调集重兵，对北移中的新四军发动进攻。部队被包围后，经过连续七昼夜战斗，伤亡严重，人员也被冲散。施奇在突围过程中与同志失去联系，只得进入附近村庄隐蔽。
她最终被搜捕部队发现并押走。关于这段遭遇，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她在被捕后遭到严重性暴力，并因此染上梅毒，身体受到长期损害。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加上关押者有意拖延救治，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出血、疼痛和行动困难等症状。
施奇被押往上饶集中营后，处境更加艰难。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第三战区设立的关押、审讯政治犯和新四军人员的场所，囚禁者不仅要忍受饥饿、疾病，还要面对审讯和监视。
她被带去审问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敌人试图从她口中取得部队番号、联络方式和行动情况，但她始终没有泄露机要信息。疾病使她难以站立，审讯却没有因此停止，有时甚至以所谓“治病”为名继续逼供。
集中营中的新四军人员得知她的遭遇后，曾设法互相传递消息，给予照应。施奇因伤病严重、处境悲惨，却没有向敌人屈服，同志们便以苏联女英雄丹娘的名字称呼她。“丹娘”这个称呼，更多是战友对她坚忍不屈的概括，并非她原有的姓名。
有意思的是，真正支撑她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对组织纪律的坚持。她已经难以正常行动，仍然拒绝为敌人提供情报；在探望或接触同志时，也尽量不让自己的状态影响他人。狱中生活极端艰苦，药品和食物都不足，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1942年5月，日军进逼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开始调整和撤离。撤离前，集中营方面处理了一批被关押人员。施奇被从关押地点带出，押往茅家岭一带，随后遭到秘密杀害并掩埋，年仅二十岁。
她的一生并不长，却经历了旧社会童工的苦难、抗日队伍的训练、机要岗位的压力，以及被俘后的严酷折磨。皖南事变中，大量新四军将士牺牲、被俘和失散，施奇只是其中一名普通报务员，却因坚守秘密和承受的惨烈遭遇，被战友牢牢记住。
关于她的具体经历，后来的叙述存在细节差异，但几个关键事实相互印证：她出身上海工厂，参加新四军后从事报务工作，皖南事变中被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一带，最终在1942年撤离前后遇害。“丹娘”之名，也由此留在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口述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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