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深夜，重庆戴公祠，杨虎城、他的儿女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被带进了一处看似临时的住所。押送者声称，台湾方面很快会派飞机接人，蒋介石也将出面接见。杨虎城或许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对，但十多年囚禁，早已让他见惯了反复无常。
真正的危险，藏在门后。
杨拯中抱着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走在后面。刚跨进门，埋伏的特务便突然扑出。惨叫声只响了一下，匕首已经刺入他的身体。杨虎城回头时，儿子倒在了地上，几名特务随即朝他围来。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冲突，而是一场经过安排的灭口行动。
杨虎城最后12年的起点，要从“西安事变”之后说起。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接受共同抗日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留，杨虎城则被迫出国。
名义上是考察军事，实际上是解除兵权、隔离控制。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多次要求回国参战，却始终没有得到允许。他甚至设法取道苏联回国，这一举动触动了蒋介石的禁忌。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不仅参与了西安事变，还试图绕开自己的命令返回中国。
1937年，宋子文向杨虎城传达了可以回国的消息。杨虎城先到香港，后抵达汉口，又按照戴笠的安排前往南昌。火车刚停，他便失去了自由。
军统为看守杨虎城调集了三十多名特务，李家杰负责带队。看守的任务很明确：不能让他逃走，也不能让他自杀。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和孩子后来被带到身边，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
1938年10月，杨虎城一家被转移到贵州息烽玄天洞。那里阴暗潮湿，通风和采光都很差。杨虎城本就长期承受精神压力，进入玄天洞后，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谢葆真也因长期囚禁和疾病折磨，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有意思的是，杨虎城曾自费请求在洞口修建一间房屋，希望家人能住得稍微好些。他拿出美元交给看守人员，工程完成后，房屋却十分简陋。面对克扣和敷衍，他只能据理力争，实际处境并没有改变。
“这点钱，难道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修不起吗？”
牢狱之中，身份和功劳都失去了作用。杨虎城曾向戴笠提出更换李家杰，直到1941年，李家杰才因哨所失火等原因被调离。看守换了，监禁没有结束。息烽监狱方面后来把他的副官调来陪伴，更多只是让这位被囚者不至于完全陷入孤立。
抗战胜利，并没有带来释放。
1945年以后，杨虎城仍未恢复自由，后来又被转押重庆。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方面曾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采取敷衍态度，实际却继续控制二人。谢葆真的身体经不起长期转移，1947年在囚禁中病逝。
妻子去世后，杨虎城把骨灰留在身边。对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来说，这只骨灰盒既是亲人的遗物，也是十年牢狱中唯一能够握住的念想。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曾考虑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不愿放人，甚至授意部下以不知下落搪塞。重庆方面准备执行释放命令时，军统又试图把杨虎城转移到贵阳，以避开地方当局的追查。
杨虎城得知消息后拒绝转移，据相关回忆，他曾表示：“我不是小孩，不能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要死，也死在这里。”
周养浩随后出面劝说，声称把他送往贵阳，只是暂时安排，日后还会设法送往台湾，与张学良一同获得自由。杨虎城对周养浩尚存几分信任，最终同意前往贵阳麒麟洞。与他同行的，还有儿女杨拯中、杨拯国，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宋振中，以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
这次转移，成了骗局的最后一环。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把西安事变视为自身失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杨虎城也因此成为必须清除的对象。贵阳当地已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关押地点，军统担心公开下手引发舆论，便决定把人秘密弄回重庆。
9月6日，杨虎城一行被押抵重庆戴公祠。特务告诉他，只需暂住两天，等候台湾方面的飞机。深夜之中，杨虎城走在前面，杨拯中抱着母亲骨灰盒跟随其后。门一关，预伏人员立即动手。
杨虎城父子遇害后，宋绮云一家和杨拯国也未能幸免。参与行动者随后处理尸体，并试图毁掉面容。阎继明、张醒民被送往渣滓洞，后来死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屠杀。
1949年底，云南起义后，参与此案的部分特务被捕。审讯供词和群众指认，使杨虎城等人的遇害地点逐渐清楚。重庆军管会组织人员掘出遗骸，1950年1月底，杨虎城灵柩运抵西安，2月举行安葬仪式。
那12年里，他从南昌到息烽，又从重庆到贵阳，住所不断更换，身份始终只有一个：被严密看守的囚徒。即使抗战结束、政局改易、释放消息数度传来，他也没有真正等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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