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丙午，九月十日，中央宣布陈福利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申长雨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十三载后易帅，业内闻之，咸以为新。
夫观人事之迁，不可遽断国策之变；然任人之所择，常可窥见其事之所重。
国之知产，非徒多也，贵在善用。多而不用，则权满册而利未兴；有而不护，则名归我而实予人。惟能用之于产业，行之于市场，护之于海外，立之于规则，斯可化知为产，因权而兴。
昔我产业初兴，技术多仰于人。彼岸岁以知识产权责我，或讥盗版，或诘仿冒，或言技术之取予未公。我则修法、设庭、增刑、明责，以应其问，以证守约。
其时之势，彼问而我答，彼列其单而我陈其事。知识产权于我，多为守约之题；于彼，则为经贸之器。
数十年间，世势已移。
我之专利，积之日厚；我之商标，行之日远；通信、新能、数智、平台诸业，渐有可执之权、可许之技、可议之价。昔人向我索费，今我亦有权向人问价；昔人虑其权利在华受损，今我企业远涉重洋，亦有专利被限、商标被夺、许可被阻、秘密失守之忧。
昔所忧者，无权可守；今所虑者，有权而未善用。
故今日知识产权之政，不当独问一年申请几何，当问一件专利可兴几许产业；不当独问授权之多寡，当问许可、转让、融资之实效；不当以一纸证书为终，当以市场竞争为始。
此所谓由“有”而“优”，由“多”而“强”，由确权而用权也。
善用之道，首在兴业。
专利非陈于库中之卷，商标非悬于墙上之牌，版权亦非争讼之时方始念及。能使技术入链、专利入池、商标成信、版权成市，方为权利之真用。
故高价值专利之培育、存量专利之盘活、标准必要专利之运营、知识产权之质押融资，皆非枝节，实为创新与产业相接之桥。桥通，则实验室之成果可入市场；桥塞，则专利虽多，不过纸上之山河。
善用之道，次在数智。
今日之权，不能离数据而独行。专利之价值何如，技术之空白何在，商标之风险何处，海外之争讼何起，非有数据之聚合、关联与分析，难以先知而早为。
昔之知识产权，重在为人授证；今之知识产权，更当使数据可用、风险可知、价值可见、决策可据。
善用之道，尤在远行。
今中国企业出海日众，知识产权亦当随之远行。企业之产品至何处，权利之布局亦当至何处；产业之竞争在何处，规则之研究亦当在何处。若货已行于天下，而权仍止于国门，则形虽远而根未固。
况今日国际经贸之争，知识产权未必尽以知识产权之名出现。
其名或曰出口管制，或曰实体清单，或曰技术安全，或曰标准许可，或曰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名虽殊，其所争者如一：技术何以流动，市场何以开放，创新何以定价，规则由谁共定。
美方对华知识产权之责问，今日尚未尽息；然争议之轴，已渐由盗版、仿冒及技术转让，移向芯片、算法、数据、标准与供应链。旧题未终，新题已至。
中国若欲于此间有为，不宜止于辩白，亦当善于设问：
既尊专利，何以因国别而异其待遇？
既尚市场，何以行政之令可断企业之许可？
既言商业秘密不可窃，何以长臂之手可越境索取？
既称规则当共守，何以一国之法可为天下设限？
此问非为逞强，乃为求平；用权非为树敌，乃为立信。
昔日之中国，常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之受问者；来日之中国，当为规则之参与者、议题之提出者、权利之善用者。非以声高取胜，乃以产业为本、证据为据、规则为器。
盖无产业之权，虽执之而不坚；无证据之言，虽壮之而难信；无规则之争，虽胜于一时，未必行之久远。
故欲护中国企业之远行，先须有全球权利之布局；欲问他国保护之得失，先须有企业受损之事实；欲使中国主张进入国际议程，先须使每一主张皆有数据可验、案例可引、规则可循。
是故，陈福利履新，可贺者，不独一席之易，而在一业或由此更开新程；
所期者，不独专利商标之数复增，而在权利价值之日彰；
不独境内保护之益固，而在中国企业远行之路益安；
不独应答他国之问，而在中国亦能以理设题、以法立言。
或曰：“一人履新，何足以观大势？”
曰：任人非即定策，然任人每见所重。知审查，则可以固权；知产业，则可以用权；知条法与谈判，则可以使一国之权利行于天下。
履新可贺。所贺者，非徒其位之新，乃其业可新；所盼者，非徒权利之多，乃权利之善用。
知产之道，生于创新，立于法治，成于产业，行于天下。
积之者富，护之者安，善用者兴。
此新程之所期，亦中国知产之所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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