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四川叙永县，16岁的柳继岳在一次联欢会后作出了改变人生的决定：离开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文工团。
那天，解放军部队驻扎叙永，文工团与当地一中举行联欢。台上的歌声、队列和战士们的精神面貌，让这个初中女生第一次真切感到，部队并不只是书本里的概念。
散场后，柳继岳和十几名女同学一起找到部队，提出参军。由于她年纪尚小，母亲得知消息后一路追赶，要求女儿回家。文工团领导看出柳继岳有表演天赋，便让她自己做父母的工作。
可父母哪里肯轻易答应。僵持一夜后，柳继岳趁母亲不注意跑出家门。母亲追不上，只能在身后喊：“闺女，路上注意安全，记得写信！”
她担心母亲再次追来，索性一路跑到行军队伍前方。跑得急，鞋子磨破了脚，直到战士提醒，她才发现脚后跟已经流血。
疼痛这时才涌上来。
柳继岳没有停下。就在她一瘸一拐赶路时，一名穿着旧棉衣的魁梧中年人牵马走近，问她：“小鬼，脚受伤了？上来骑马吧。”
对方扶她上马，自己牵着缰绳走了很长一段路。抵达宿营地后，柳继岳还向战友夸奖这位热心的“马夫”。直到别人告诉她，那个人正是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
这件小事，后来常被人提起。秦基伟没有摆军长架子，甚至不带警卫员，穿着旧棉衣混在队伍里。柳继岳刚入伍，自然认不出首长，反倒把这段经历当成了普通行军途中遇到的帮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第十五军于1951年3月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起初，柳继岳等年纪较小的女兵留在国内。可前线战事日益激烈，她主动申请入朝，获准后于1951年6月中旬跨过鸭绿江。
她的身份是文工团战士，平时主要承担宣传鼓动、慰问演出等工作。到了1952年9月，随着阵地战进入紧张阶段，第十五军政委谷景生要求文工团抽调人员到前沿演出，柳继岳与王子毅、陈惠霖组成三人小组，前往第一三〇团二连阵地。
她留着两条小辫子，战士们亲切地叫她“小辫”。三人小组有一句朴素的口号：“哪里有战士，哪里有歌声。”阵地上哪怕只有一名战士，他们也会停下来唱一段、演一段。枪炮声间歇，歌声成了战壕里难得的调剂。
柳继岳不只登台。她给战士缝补衣服，寻找野菜，帮大家包饺子；遇到不识字的战士，她代写家书、入团申请和入党申请。许多战士把她当作妹妹，也把她看成阵地上少见的“百灵鸟”。
1952年10月14日凌晨，上甘岭战役打响。团部原本命令护送文工团三人小组撤离，但战斗一开始，前沿阵地便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柳继岳和两名战友不愿离开。
她说：“战士们都不怕牺牲，难道文工团团员的生命就比战友们金贵？”
三人最终留在阵地上，承担起编写战斗事迹、抢救伤员、运送物资、整理牺牲战友遗物等任务。战士出发前，柳继岳常在衣服上写下姓名、年龄和籍贯，再把个人物品收好。平安归来，物品交还本人；若牺牲，则设法寄回家中。
这项工作并不起眼，却极其沉重。它意味着每一次记录，都可能成为一个年轻生命留在部队里的最后痕迹。
有一次，柳继岳外出运送补给，遭到敌方火力袭击。子弹击中了她，却被腰间的水壶挡住。她活了下来，但同行战友一人牺牲，另一人重伤。多年后谈及那天，她说自己难过的并不是受伤，而是亲眼看着战友倒下。
军史资料记载，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女战士共有三人：卫生员王清珍、敌工处翻译刘禄曾，以及柳继岳。其中，柳继岳是唯一被正式编入战斗序列的女战士。
1954年，柳继岳随部队回国。次年转业到河南开封，曾多次被评为开封劳动模范。1991年退休后，她仍参与公益活动。捐款在她那里不是偶尔为之的善举，而成了长期坚持的习惯。有人说，她常常一天不捐款，晚上便睡不踏实。
从赤脚追赶行军队伍，到在上甘岭炮火中留下来，柳继岳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需要被特殊照顾的人。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许多显赫的战功叙述中，却留在了阵地记录、战友家书和那些被整理好的遗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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