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家族信托业务中，“受益人应当是委托人的亲属”，已经成为一条明确的业务边界。

客户如果希望把一个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列为受益人，业务人员通常想到的也是：这个安排不符合家族信托的业务要求。

这当然是现行规则下的实际情况，但一个规则执行得久了，有时候反而容易让人忘记再问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限制？

今天，就从这个问题聊起。

01

为什么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必须是亲属？

2018年，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37号文），其中明确，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应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成员。

2023年，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三分类新规），进一步明确家族受益人应当为委托人或者其亲属。

因此，在现行监管框架下，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范围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监管规则，信托公司当然应当据此开展业务，这一点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但如果把问题再往前追一步，就会发现：

“规则要求这样做”，和“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一规则背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前者解决的是信托公司现在能不能这么做；后者则需要进一步追问：这条边界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受益人范围限定在亲属之内？这种限制是否有进一步讨论和调整的空间？

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还是得回到信托制度本身来看：受益人必须是委托人的亲属，究竟是不是《信托法》本身的要求？

02

这是信托制度本身的要求吗？

《信托法》下，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并没有限制受益人必须是委托人的亲属。

所以，“不能给非亲属做家族信托”≠“不能给非亲属设立信托”。

前者是家族信托这一特定业务的监管要求，后者是信托制度本身的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再说的白一点，三分类新规本身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其效力层级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违反三分类新规，并不当然导致信托法律关系无效，但信托公司可能面临监管责任，所以现实中，信托公司面对这类需求，通常还是只能说“不行”。

那么，法律本身留下的空间，为什么在具体业务分类中被进一步收窄？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问题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03

现实生活真的只有“亲属”值得被安排吗？

举几个现实例子，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亲属”边界，并不能覆盖所有真实的财富安排需求，比如：

第一种情况，是战友。

两个人关系非常深厚，甚至一起经历过生死。后来战友不幸早逝，留下一个孩子。这些年来，一直由自己照顾、帮助。

自己有了一定财富之后，希望通过信托为这个孩子留下一部分财产，未来用于他的生活、教育甚至养老。

这个孩子虽然不是亲属，但如果委托人确实希望为其作出长期财富安排，家族信托是否就没有适用空间？

再比如：

第二种情况，是前妻。

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婚姻破裂，离婚以后，对前妻一直心存愧疚，希望在自己的财富安排中继续给予一些补偿，甚至希望未来也能照顾前妻的父母或者其他家人。

但离婚之后，双方已经不再具有夫妻关系。

如果仅仅因为“不是亲属了”，这种安排就天然不能进入家族信托，又是否真的符合现实生活中的财富安排逻辑？

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情形。

比如，单身、无子时代，好友、闺蜜之间彼此照顾、互助养老，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生活安排。

没有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却不代表没有真实的财富保障与传承的需求，对于这些人而言，信托是否就只能因为“不是亲属”，而在制度上没有一个合适的使用端口？

我觉得，这几个例子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法律意义上的亲属关系，与一个人真实的人际关系网络，从来不是完全重合的。

一个人真正想照顾、希望在自己身后继续受益的人，并不一定都能被“亲属”两个字完整覆盖。

04

为什么直接赠与可以，信托安排反而不可以？

财产是我的。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我可以赠与给你，也可以通过遗赠的方式，在身后将财产留给你。

从基本的财产处分逻辑来看，个人对自己的合法财产享有处分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则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财产如何安排、由谁受益。《信托法》同样没有规定，信托受益人必须是委托人的亲属。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项财富安排本身既不违反《信托法》，也没有超出个人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基本范围，为什么仅仅因为选择了“家族信托”这一工具，就不能实现？

说到底，这里被限制的，似乎并不是一个人能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而是这种处分能不能通过“家族信托”这一特定业务分类来实现。

05

“那就设一个其他类型信托”——真的这么简单吗？

有人会说，非亲属不能作为家族信托受益人，那就通过其他类型的信托解决，不一定非得设家族信托。

没那么简单，且不说实践中信托机构基本会参照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范围，对其他类型信托作同等限制，单说一点：为了适应业务分类，另设一个信托，难道没有额外成本？

一旦拆开，就意味着额外的合同、账户、管理和后续服务安排；

在投资管理上，也可能需要分别考虑不同信托的资金规模和投资需求；

更重要的是，拆开的不只是信托，实际上也把原本可以统一设计的财富分配机制拆开了。

如果放在一个整体的家族信托中，完全可以针对不同受益人设置不同的分配条件，比如，满足特定条件时，向非亲属受益人分配一定财产；条件没有成就，或者相关安排终止后，剩余信托财产仍可以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继续用于配偶、子女等其他受益人的财富安排。

但如果为了适应受益人范围的限制，只能把这部分财产单独拿出来设立一个信托，那么放进去的财产原则上就被单独锁定在这个信托安排中，它和整个家庭财富安排之间也就多了一层割裂。

尤其是对于刚刚达到家族信托规模门槛的客户而言，如果手里恰好只有1000万元，并没有足够大的资产可以随意切分，那么为了一个小比例的非亲属受益人，再强求设立一个新信托，未免有些“为了分类而分类”。

本来一个信托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不仅变成两个信托，还可能牺牲原本可以实现的分配灵活性，这种为了适应业务分类而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究竟有没有必要？

06

如果担心利益输送，为什么不能“加强审查”而不是“一律禁止”？

当然，之所以将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范围限定在亲属之内，并非毫无原因。

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考虑，就是防范不当利益输送。

如果委托人将大量财产安排给一个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确实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财产来源是否清晰？这样的安排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代持或者其他不当目的？

但这里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风险识别，另一个是业务准入。

有风险，并不当然意味着只能禁止，如果真正担心的是非亲属受益背后的利益输送问题，可以考虑把关注重点放在风险识别和强化审查上。

对于非亲属受益人，可以要求采取加强型尽调，深入了解关系背景及财富安排目的，核实财产来源，并在信托存续过程中持续监测，对于存在异常情形的，进一步采取风险控制措施。这样，把判断权留给受托人，而不是直接把所有非亲属情形一律排除。

当然，一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简单。

不需要判断关系是否合理，不需要区分具体情形，也不需要为不同风险等级设计不同的审核标准，但问题在于，省下来的主要是监督和管理成本，增加的却可能是客户和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

而且，针对利益输送、异常资金安排等风险，现有的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和报告等监管机制，本身也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所以，需要思考的并不是“要不要防范利益输送”，而是为了防范一种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否有必要把所有非亲属受益人的合理需求，一并排除在外？

07

最后：别把阶段性的管理标准，当成信托制度的终极答案

现阶段，出于风险防范、业务管理等考虑，对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范围作出一定限制，有其现实背景。规则既然已经明确，信托公司就应当严格执行。

但是，如果把“受益人是亲属”简单理解为家族信托天然、固有的制度导向，可能还是得持谨慎态度。

严格管理可以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严格管理本身并不意味着边界理应永远如此，对于法律允许的财富安排，也应当尽可能尊重财产所有人的真实意愿。

当风险识别、尽职调查、持续监测等机制越来越成熟，当信托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越来越强，未来是否可以把更多的判断空间交还给信托机构和信托当事人，或许值得继续讨论。

毕竟，信托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让财产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未来作出更细致、更长期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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