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14日，台南，66岁的胡宗南突发心脏病。家人和随从赶到时，他已陷入剧烈痛苦之中。据有关记载，他的左手突然抬起，口中发出惊叫，随后停止了呼吸。这个结局，使人再次想起他晚年反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不能死在战场上，活着似乎也没有多少意义。
关于胡宗南的争议，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有人认为，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将领，绝不可能与共产党暗中往来；也有人根据他晚年的失意、部下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1949年撤退时的一些异常举动，怀疑他曾经“通共”。
这类说法真正引起关注，是因为有观点把胡宗南同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并列，称他们都是国民党内部的“红色代理人”。前三人后来都曾在新中国任职，外界因此容易把他们的政治选择与战时经历联系起来。胡宗南却始终没有改变立场，晚年也没有公开承认过所谓秘密关系，疑问自然更加集中。
最常被提到的一件事，是1949年胡宗南撤离西南时，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去台湾，而他一度不愿离开。这个细节若被单独截取，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但当时胡宗南奉命据守西昌，曾有“与西昌共存亡”的打算。部队接连失利，官兵疲惫，西南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他想留下，更可能是出于军人执拗和失败后的自责，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他与共产党有联系。
还有一种说法，源自2007年刊载的一篇文章。文章称，1949年夏天，胡宗南曾收到彭德怀方面转来的信件，对方劝他起义，并承诺予以优待。胡宗南据说一度犹豫，还让亲信幕僚设法接触共产党方面。可是，他很快又接到蒋介石密电，前往商议军务，回来后便下令逮捕了送信的张新。
这段往事即使属实，也只能说明胡宗南曾在绝境中出现过动摇，不能证明他已经成为地下联络人。恰恰相反，如果此前确有稳定渠道，他没有必要通过幕僚临时寻找联系。至于这件事的细节，目前主要依靠回忆和转述，证据链并不完整，不能当作定论。
胡宗南被怀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身边曾有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名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长期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能够接触重要电报和作战计划。1943年，胡宗南筹划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泄露后行动未能实施。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部队进入延安时，毛泽东等人已经转移，相关部署同样提前被掌握。
有意思的是，重用熊向晖并不等于胡宗南本人就是地下党员。将领身边出现潜伏者，只能说明保密制度失误、识人不明，不能反向证明主官参与其中。胡宗南后来得知熊向晖身份，据说极为震怒，还担心事情扩大后影响自己在蒋介石面前的声望。这种反应，与“主动配合”并不相符。
胡宗南的一生，本身就充满了名望与失败的反差。1896年，他出生于浙江，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嫡系将领。他长期坐镇西北，统率大军围堵红军，被称为“西北王”。1947年攻占延安后，他的声势达到高点，却也在此后不断遭遇挫败。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斗接连失利，宜川战役又损兵折将。1949年扶眉战役后，部队元气大伤，撤退速度越来越快。毛泽东曾评价他“志大才疏”，这句话未必全面，却点出了胡宗南的明显弱点：倚仗装备和兵力，作战判断却屡屡被对手牵制。
退到台湾后，胡宗南受到监察委员弹劾，政治地位明显下降。他曾感叹，周恩来是自己的政治对手，彭德怀则是自己的军事对手。那不是客套话，而是多年交锋后的切身感受。彭德怀熟悉西北地形，也善于调动和分化国民党军，胡宗南手握重兵，却常常陷入进退两难。
晚年的胡宗南已经很少再有施展空间。家人回忆，他曾在海边散步时发问，究竟应该在哪里结束生命；登山之后，也会突然对着远处大声呼喊。那些举动未必能证明具体心境，却与他长期背负的失败感相互印证。
胡宗南是否“通共”，现有材料不足以支持肯定判断。撤离时的不愿登机、部下身份暴露、一次未被证实的接触，以及后来数次行动失败，都可以解释为处境、能力和选择，却不能拼接成一条完整的秘密证据链。1962年2月14日，他在台南病逝，留下的不是一个已经坐实的谜案，而是一位败军将领始终没有摆脱的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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