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城换了旗帜。军旅作家邵子南随部队进入这座山城后，没有急着庆祝，而是设法打听未婚妻李青林的下落。分别近三年，他原以为这次重逢只是迟早的事，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纸烈士证明和一场迟到的追悼。
消息传来时，邵子南几乎站立不稳。那个曾经提着喜糖、准备和他完婚的女子，早在半个月前便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1949年11月14日，李青林被特务押往电台岚垭，与其他革命者一同遇害，年仅37岁。
两个人的婚事，原本定在1947年2月28日。
2月27日，李青林赶到县城购买喜糖。那时的她，大概很难想到，手里的糖果竟会成为这段婚姻唯一留下的“喜庆”物件。次日凌晨，她带着喜糖回到新华日报社，却发现报社已经被军警包围。
局势突变。国民党当局突然封锁报社，并强令工作人员撤往延安。李青林被挡在封锁线外，只能远远看着邵子南和同志们。她想进去，却进不去；想同行，也已经来不及。
家人劝她不要冒险。表兄曾仲牧提醒道：“你没有报社户口，进去了，可能就出不来了。”这话并非吓唬，而是当时国统区地下斗争的真实危险。
李青林沉默许久，回答得很干脆：“让子南走，我留下继续战斗。”
这一留下，便成了永别。
李青林原名方琼，1913年出生于泸州城营沟。她出身商人家庭，却很早接触到社会底层的苦难。父亲因遭地方势力勒索、毒打而去世，母亲又因家道中落抑郁离世。接连的家庭变故，使她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
在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她接触到进步思想，也亲眼见过地下党员闵勉生被反动军阀杀害。临刑前，闵勉生神色镇定，这一幕给她留下极深的震动。她逐渐明白，革命不是书本上的口号，而是要有人承担风险。
1934年，李青林成为小学教师。她不愿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教育训练，曾因此被学校辞退，后来又到另一所学校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2月，经邓本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做过教师，也担任过督学。借着下乡巡视的机会，她向学生宣传抗日思想，还组织女同事开办“沱江女子商店”，制作手帕、枕头等物品出售，把收入用于抗日救亡。事情不大，却能看出她办事的路数：不空谈，能落地；有危险，也敢往前走。
1939年日军空袭泸县，她的家也被炸毁。李青林没有沉浸在个人损失中，转身投入救灾，组织慰问伤员和救助难民。有人给她端来饭，她却说：“先送给伤兵，我这里还能撑一撑。”
1940年，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监视，她转移到重庆，改名李潭，后来又以李青林之名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在新华日报社，她认识了邵子南。一个善于写作，一个长期做秘密工作，两人在共同的信仰和日常接触中走到一起。
他们谈过婚事，也设想过报社同人道贺的场景。可在那个年代，私人生活常常被时代骤然截断。新华日报社撤离后，邵子南去了延安，李青林留在重庆，二人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1947年7月，李青林转到万年县，以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教师身份开展工作，同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她负责发展党员、传递材料、宣传党的主张。学校里包括她在内有三名地下党员，平时依靠书信传递学习资料。
一次，敌人从寄往学校的信件中发现《挺进报》。李青林察觉异常，立即提醒同志停止原有联络方式。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供出了部分线索，敌人的搜捕迅速逼近。
李青林本来已经从侧门撤出。走到校门附近时，她突然想起还有机密文件没有带走，又折返回去。就是这一转身，她被特务抓捕。
审讯持续了一夜。敌人威逼利诱，她始终不吐露组织秘密。酷刑造成她双腿严重受伤，后来甚至无法正常行走。被捕之后，她仍尽力照料狱友，替人缝补衣物，能动时便拄着拐杖帮忙洗衣。
特务曾安排她与叛变者涂孝文“对质”。李青林没有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反而当面斥责对方，以私人纠纷作掩护，把审讯方向引开。涂孝文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49年11月14日，李青林与江竹筠等三十名革命者被押往刑场。沿途，他们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李青林倒下了。
重庆解放后，邵子南在烈士追悼会上写下挽联：“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他寻找的未婚妻没有等到婚礼，却以烈士身份留下姓名。
后来出版的《红岩》，把许多狱中斗争故事集中到文学作品中。“江姐”这一形象主要取材于江竹筠，李青林的经历也为相关人物塑造提供了现实背景。小说中绣红旗的情节，则来自罗广斌等人在狱中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的真实经历。文学进行了重新组合，牺牲者的姓名和选择，却不该被轻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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