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中，有八成以上的人会因为高翰文气得拍大腿。
一个探花郎，翰林院编修，满腹经纶，结果一到浙江就被郑泌昌、何茂才当枪使，被沈一石一曲《广陵散》破了防，被芸娘的琴声卸了甲。弹幕里刷得最多的就是“书呆子”“活该”“赶紧下线吧”。
但是再看几遍之后，我觉得高翰文这个角色也是全剧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强，而是因为他太没有能力了，他是普通人的一种困境：有良心、有理想，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胆量，一腔热血撞到坚硬的墙壁上，摔得比任何人都惨。
但是能够活下去，并且在最后真的做了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不是因为变得聪明了，而是终于承认了一件事：有些棋盘，你上不去，就别硬上。
他的“以改兼赈”从来都不是一个方案，而只是一种愿望
高翰文提出的是“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八个字，听上去很美。但是胡宗宪在驿站拦住他的一段对话，就是对他的最准确的“诊断”。胡宗宪问：淳安、建德的灾民有多少，官仓里的粮食还能维持多久？经过计算之后，他说了十天。
胡宗宪又问：十天之后，买田的人压低了田价，官府管不管？他说：天理、国法、人情三者都在，所以一定要管一管。胡宗宪又问道：哪个官府呢？是杭州知府衙门的人，还是巡抚衙门的人，或者是藩臬衙门的人？
高翰文回答不上来了。
他并不是不知道“天理国法”，而是真的相信“天理国法”可以用来做事。读书人的天真就是把纸上讲的道理当作现实中可以实行的办法。严世蕃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把人推到棋盘上做棋子——推得动就赚了，推不动就扔了背锅。
很多人拿高翰文和海瑞比。同样清廉，同样和严党作对，为什么胡宗宪说高翰文不适合做官，而专门绕路去劝海瑞继续当官呢？
差在“醒悟”二字上。海瑞的目标非常清楚：打倒贪官污吏，即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触怒哪些人，也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但是仍然选择去做了。
高翰文不同，他想要做事情，又想全身而退；想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又不能忍受别人拿捏自己。沈一石用芸娘设下圈套，他签了字，事后痛苦不堪，但是当时恐惧和体面感压过了原则。
海瑞不会有这样的内耗。他这样认为：我可以死，但是我不屈服。高翰文的逻辑是：我不愿意死去，但是我也要当个清官。两条路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胡宗宪已经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对他说：“你那点才华只能用来吟风弄月，圣人写的书是用来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这句话很狠，但是准确。
全剧最大的幸运，是他没有硬撑到底
高翰文在浙江大案之后全身而退，被罢免官职，永不录用，之后娶了芸娘，在江南做棉布生意。四年的时间，就成为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大佬，并且还利用裕王、张居正的关系给朝廷解决了北方边防的部分物资需求。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斯文扫地”的结局。一个翰林才子，最后去当商人，放在当时的价值观里，近乎堕落。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高翰文全剧中唯一的一次清醒。他做了一般人都不会做的事情，在官场上承认自己不适合，并且换了一条路继续做事情。
他没有像沈一石那样，在权力的缝隙中左冲右突，最后被碾碎了。不像郑泌昌、何茂才那样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自己的官帽。他退出了那个他无法掌控的棋盘，以另外一种身份去做当初“以改兼赈”的事情，使丝棉业运转起来，把物资送到应该去的地方。
他成不了胡宗宪。胡宗宪的实用主义智慧，是二十年宦海沉浮磨炼出来的，在严嵩与清流之间行走，是在毁堤淹田的血水中浸泡出来的。高翰文没有这样的基础也没有这样的运气。
但是他做了一件胡宗宪做不了的事情。胡宗宪在体制内用妥协来获得空间、用拖延来赢得时间。高翰文离开刀尖之后，事情就顺利地完成了，棉布贸易打通了南北物资，产业运转所带来的好处也间接地惠及了百姓。
胡宗宪的贡献在于“守”，即守住东南地区不败。高翰文的贡献在于“转”，把一身书生意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一个在局内扛，另一个在局外做。虽然路径不一样，但是目标是一样的。
所以高翰文的故事，说到底不是“书生成熟记”，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道理：认清自己不适合什么，比硬撑着做什么，更需要勇气。
他没有成为胡宗宪，但是也没有成为郑泌昌或者沈一石。在所有人异化的时候，他保持了自己，并且以另外一种方式把手弄脏、把事情做成。
这不丢人。这很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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