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八十多年前外婆住进百老汇路上峻岭公寓里她父亲用金条顶下的房子时,肯定没有想到多年后的搬场会带给她无以言表的创伤。
这里也是我的第一个“家”。妈妈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在十几岁的年纪响应国家号召,插队落户去了吉林延边,后来与同为知青的爸爸早早结婚,我出生后就跟随外公外婆和舅舅们住在这里。外公外婆都是人民教师,所以当我因为父母是知青没有上海户口而进不了幼儿园时,他们就成了我的“私塾先生”,外公教我念诗,外婆教我画画、数学。可能因为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我又是第三代里第一个孩子,现在想起来外公外婆相当于把我当个小女儿在养,他们对我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会坐在外公自行车上游荡,我人生的第一架小钢琴、第一双小皮鞋,都是外公给我买的,甚至有一段时间《排球女将》风靡一时,女孩子们都在清晨跑步、练排球,也都是外公每天陪着我,后来我偷懒放弃了,外公却养成了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知青返城后妈妈就跟着爸爸住到了爷爷家,那是一个名叫“意大里”的石库门里弄,靠近提篮桥。我依然住在外公外婆家,快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与外婆拌了几句嘴后,自己从外白渡桥的“百老汇路”走到了提篮桥的“意大里”。具体的细节早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妈妈惊讶了几分钟后,第一时间就把我送回外公外婆家,赔礼道歉。这件事也让妈妈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带在自己身边,所以我人生第一次搬场,是从“百老汇”到“意大里”。
我的中学时代是和父母一起在“意大里”度过的。在传统家庭里,父亲肯定是最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我的爸爸也一样,他曾经撕毁过我的课本,然后第二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书店再买回来。暑假的时候,中午再大的太阳,他也会踩着自行车从同济大学附近的单位回到家里烧一口新鲜的小菜给我和爷爷吃,然后吭哧吭哧地骑回去上班。这段日子伴随着爸爸的还有病痛,高三那年的课堂上,我总是被老师叫出来,通常的第一句话是:“别紧张,还在医院里抢救……”
我进入大学后住校,爸爸病逝了,读研究生时我结婚了,直接从校园搬场到了自己的小家,再也没有回到“意大里”。伴随着城市更新,“意大里”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我藏在亭子间里的那些时光。
百老汇路上的峻岭公寓也消失了。其实在大楼消失前,外公外婆已经搬离那里了。外公落实离休干部政策,收回老房,分配了独立煤卫的新工房,户主的名字是外公。几年以后,外婆开始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有一次,她自己从普陀区的家里走回了外白渡桥边的老房子。外婆是台州人,百老汇路上的老房子是外婆的爸爸到上海来了以后,用金条顶下来的。外婆的爸爸当时捐了一个浙江省的官,然后就带着孩子到上海来了。有一天,他带着亲戚和儿子在南京路新雅粤菜馆吃完饭出来,在门口被一辆殡仪馆的车撞到了,惨死街头,这个新闻当时还上了《申报》。外公外婆结婚后就住在这里,户主的名字是外婆。对于外婆来说,这是对爸爸的一个念想。搬场,对于她来讲,其实就是和爸爸一起的家没了。
外婆、妈妈和我三代人,先后都从百老汇路上的老房子搬场了,但在我们心里,那儿是永远的“家”。
原标题:《十日谈·搬场 房芸芳:从“百老汇”到“意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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