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爱民

我在苦苦寻找上帝为我开启的那扇窗时，一个办事处领导，说叫我去酱油厂当副厂长。我非常感谢，但委婉谢绝了。我很清楚自己不是那块料，这工作不适合我。

经委主任也找我说，准备把街道的制箱厂分成木箱厂和瓦棱纸箱厂，叫我到瓦棱纸箱厂当会计。这事我还真的动心了。副主任就是我原来的老领导，关键是这工种是坐办公室，适合我。再说，工厂就在老电影院，距我住的新电影院30米远的上下坡。

不过这事后来也没搞成，因为我得知，派出所要招聘临工，条件是复员退伍军人、党员。而派出所长原来是从区供销社转到公安的，我二舅原来就是区委委员兼供销社主任。

我找到二舅，他还不知道这事，没听说。他去问了所长。所长说，有这事，是镇委管政法的副书记和他两人在调选人员。只要四人，已经定了两个。一个是镇委书记老婆介绍的，是她儿子当年在沙洋农场的战友，二舅又找了副书记做工作，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定了我是第三名。

一周后就通知我到派出所报到，派出所总共三名正式警察，所长、内勤、一个外勤。所长给我们七人开会，说我们招聘的人员月工资是六十元，实发四十五元，另外每人十五元作为“办案经费”。

当时财政已经“切块”，正式警察的办案经费每人也只有二十五元。为便于管理，在我们四人中选一个头儿，在会上就指定我为这四人的头。时间长了外勤民警还开玩笑地叫我“二所长”，可把我吓坏了，我央求他千万别开这样的玩笑。我说：“你们三个人都是我们的领导，这样开玩笑，被所长听到了可不得了！”

我在派出所上班，晚上带招聘人员骑自行车巡逻，白天和外勤民警一起下乡办案。按照分工，他们三人每人管一个办事处，我协助外勤负责刑事。也就是各办事处有大案我去协助，主要配合县局刑侦科。但他们大小事都找我，连调解纠纷都要参与，我是忙得早晚不见日月。

记得我参与办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个强奸案。

那天所长一大早就叫我随他下乡。我们两人各骑一把自行车，我一路骑还胡思乱想：这会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呢？一定很惊险吧，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警车呼啸，警笛刺耳，可我们骑的是脚踏车呀。再不就是我和所长赶到，准备拘留那家伙，他看到警察来了，撒腿就跑，我和所长在后面拼命追赶。那家伙又操起一把菜刀、斧头什么的……

大约骑了有二十多公里坑坑洼洼的泥土石子路，前面大山挡道，没有能骑车的路了。把自行车寄放在山脚下老百姓家里，两人开始用脚“丈量大山”。上了山顶，看到的还是山。一望无际的山丘波浪起伏，一直与遥远的天际融合在一起。我根本就不相信这里还住有人家。下到半山腰，又过一个小土包山丘，隐约看到山沟里住着有几十户人家。所长说：“到了，直接去治保主任家吧！”

找到治保主任就十一点了。所长和主任说明来意，主任说，什么强奸案啦，在一起纠缠了好长时间。所长说，既然我们来了，还是要把事情搞清楚。中午饭就在主任家吃，主任派人去找当事人“丁狗蛋”。

饭快吃完的时候，一个汉子撞进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磕头：“我有罪。所长，我该死！”我没见过这阵势，所长不慌不忙地说：“起来。你叫什么名字？”那汉子忙站起来，低着头说：“丁狗蛋。”所长威严地说：“坐到椅子上等着！”挥挥手，示意主任将饭菜撤下去，就从包里拿出信纸开始询问。

丁狗蛋38岁，光杆一条。黑妞26岁，已有两个孩子。同小队，同湾住。早上放牛时在山坡相遇，丁狗蛋把自己带的麦子面掺苞谷面做的馍馍给了黑妞一个。丁狗蛋占她便宜，就在黑妞屁股上摸了一把，黑妞自己顺势就把裤子脱了。他就这样把黑妞“强奸了”。后来又多次在一起。

常走夜路肯定会遇到鬼。有一次在黑妞家俩人被她男人抓了现行，俩人都被痛打了一顿。

所长严厉训斥了丁狗蛋和黑妞两人，想叫他们写“悔过书”，但都不识字，只好作罢。

回来的路上所长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山区派出所，接到类似报假案的，夸大事实、虚报损失数量的，多得很！本来被盗了几十元，到派出所一报案就变成了几百元。甚至还有把猪羊被盗，说成是耕牛被盗的。

一个月后，所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套正式的警服，红领章、警徽、大沿帽，穿上了很是威武。当时政府干部和街道居民都感到新奇。小镇的街道太小，一泡尿就能从东头尿到西头。突然多出了四个警察，确实有点扎眼。

我猜想当时招聘我到派出所上班，镇上其他的主要领导，可能都不知道。因为镇委书记、镇长见到我穿警服的样子时，他们的表情是怪怪的，不尴不尬。但我在他们面前还是表现得十分谦卑，我怕他们“不憋什么好屁”，担心到时候放出来熏我。他们要是再整什么“幺蛾子”，就不好了。好在没多久镇政府班子发生变动，镇长调县里当局长了。

我刚穿上警服没几天，街道上出了一起大案。

那天下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到派出所报案，说她们家有个死人，地上流了很多血，她外婆和表妹都不见了。她进外婆睡觉的房间想拿东西，没有窗户也没开灯，踩到地上血一滑，还被地上死人绊了一下，屋里有个人拉她的手，她挣脱了跑出来的。

杀人？这是大案。我们在家的所有警察立即骑车前往老食品所大院，内勤打电话给县局汇报。

我们到达现场，也不敢乱动，怕弄坏痕迹。所长安排我们先把房子围住。不大一会，街道上的人都蜂拥到食品所大院门口，水泄不通。外勤民警赶紧安排街道主任，找了几条长木板凳，围成了一条警戒线。我手中没有武器，就拿一根木棒守在后门。

也不知咋回事，事情刚出就谣言四起。围在外面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市里来了两个蒙面人，要找报案人的哥哥，他在市里搞了坏事，与人结了仇，蒙面人是找他算账的，没找到他，才把他外婆杀了。还有说，这是沟渠镇五十年来的第一起杀人案。

不到一个小时，县局来了一辆吉普和一辆“勘察车”。一把手局长亲自带警察搜查，在房间的床下发现两具尸体，一个老妇，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还搜出一把带血的水果刀，手柄上缠着一个手绢。局长命令刑警，上房梁挒架的柴草堆里搜，一个刑警上去就喊了一声：“人在这里！”外面围观看热闹的人群，听到喊声，马上发生了骚动，像潮水样纷纷往后退，最后面的人还有被挤掉到水沟里的。

刑警们从房梁挒架上带下来一个满脸是血的瘦小伙，迅速带到镇医院治疗。刑警将那小伙一只手拷在病床头，叫我看守他。我认出他是我们街道上的娃子小明。

这时候，市局刑警支队派的人也赶到了。经医生检查，发现小明没任何外伤，脸上和身上的血都是流的鼻血。拔了针头将他带回派出所审查。

当晚，我陪局长到下街走访，局长亲自取证写材料。回所后，又安排我陪法医搞尸体解剖。小明的外婆胸腔肋骨被打断两根，被利刃捅了32刀，小孩子被捅了18刀。法医拿着小女孩的衬衣，对着亮光看时，我心里特别辛酸，小女孩还不到五岁呀！好可怜。小小衬衣上全是窟窿眼，白衬衣被血染成了红色。

经审讯得知，就在案发前几天，小明二十多岁的舅妈洗澡，被他从门缝里看到，望着舅妈圆润丰满的胴体，他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一股男性原始的冲动使他痴迷。他冲进去想强奸他的亲舅妈，被他舅妈打了两耳光。还说要告诉他外婆。过后两天，他总感觉外婆看他的眼神不对，好像知道了他的丑事。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上午专门到市里买了一把水果刀，中午的时候趁外婆睡午觉，小明魔鬼缠身，先用木棒照外婆头部和胸部各打了两下，马上就用水果刀在外婆身上一顿乱捅，外婆来不及反应就死了。他确认人已断气，就想把外婆藏到床下面。还没藏进去，四岁多的小表妹（舅妈的女儿）哭着进来要找奶奶，他一手捂住表妹的嘴，又从桌上拿起刀一阵乱捅。到底捅了多少刀，他不知道。据他交代，每人可能捅了有十几刀。他把刀放桌上，想把两具尸体都藏床底下，刚把小表妹的尸体放进床下里面，还未来得及放外婆的尸体，他的亲妹妹进来了，进门后踩到血滑了一下又绊到尸体，“啊”了一声。小明赶紧拉着妹妹的手，另一只手想去捂妹妹的嘴。妹妹挣脱跑了。

他想到妹妹肯定报案，现在有可能前后门都被围住了,他已经跑不了啦。就想自杀算了。拿一根绳子上吊，绳子断了，又想到自己是“沙鼻子”，每次流鼻血就止不住，于是照自己的鼻子狠狠地打了两拳，任由鼻血外淌，直到昏过去被警察抓获。

据说小明后来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犯强奸罪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枪毙的那天，通知家里人去收骨灰。爸爸妈妈都已去世，亲戚们谁也不愿意去领骨灰。还说，外婆把他带大，他把外婆和亲表妹残忍地杀害。还企图强奸亲舅妈，这样的孩子完全是造孽、讨债的，还留他的骨灰干嘛！他叔父心善，还是去县城抱回了他的骨灰。但在小镇车站下车时，被他舅舅和舅妈合力夺下，倒在新食品所的化粪池里了。

我们招聘的四人，工资也是镇财政拨付的，所以镇上用警察很随意。像制止乱砍滥伐，查处小偷小摸，处理打架斗殴，反“邪教”等等，这都是派出所的正常工作，派出所没话说。但像计划生育，收提留款，甚至遇到“水稻寄秧”这些农民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事，也要求派出所警察协助出警。所长不满，就怼镇领导：“我们是人民警察，又不是国民党土匪，还挎盒子炮收租？”但牢骚归牢骚，胳膊拗不过大腿，凡遇到不适合用警的差事，所长就安排我们招聘民警穿便衣，跟着一起，特别交代少说话。

当时镇上增设的副镇长较多，农业、政法、林业、妇联、计划生育都有专管副镇长。有一次，我随计划生育副镇长到街边一个村收“计划生育超生费”。那是令各级领导都头疼的“老大难”工作，领导说是头等大事，拥有“一票否决权”。有句顺口溜说“农村工作三大难，统筹、提留、挖窟眼。”

到村后，我们专班在村委会坐着，派妇女主任去传超生对象“王二杆子”。王二杆子带着他的四个孩子来了，他叫孩子靠墙站一排。副镇长问他，你，拿钱来了没有？你这超生三胎要罚款，你今天打算先交多少？总不能说，你一个钢镚就不带吧?专班人员也插嘴批评他，帮忙说教，做工作。

王二杆子什么话也没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缓慢地将右手放到身后，呼地抽出一把菜刀，指着孩子说：“你们领导说说，我这四个孩子，哪一个不该活？哪个不该活，我马上用菜刀把他砍了！”我们都吓了一跳，站起身来。副镇长隔他近，就想去夺刀。王二杆子朝门外跑，副镇长也想追出去，被门槛拌了一下，摔了个嘴啃泥。

我跑到副镇长前面，大声地命令王二杆子：“把刀放下，我是派出所的！”警察的名号还是有些威力的，听到我说派出所的，他站在那里不敢动了。我一伸手他乖乖地把菜刀递给我。我当即就把王二杆子带回派出所，训斥了一顿，菜刀没收，还关了他一夜。第二天放他回家时，我还劝导他积极筹措罚款。

过了几天，一个村民到派出所报案，称王二杆子被人打伤，丢在堰埂上，快死了。所长安排我带一名招聘警察前去查看。我们两人骑车找到王二杆子时，发现他的伤势没有报案人称的那么严重，但后肩胛骨确实裂了。

王二杆子告诉我说，他夜里起床到门外上厕所，黑灯瞎火地被几个人用麻袋套住头，抬到三轮蹦蹦车上，一路拳打脚踢，拉到那个堰埂上把他丢下车。还听一个人说，把他丢到堰塘里！另一个说，可莫搞！搞死了，今天是他的忌日，明年的今天，就可能是我们的忌日。

我制作好“询问笔录”，叫王二杆子自己拿钱先治伤，然后到“法医门诊”做伤情鉴定。回去的路上，我还给同行警察说，有可能是个刑事案件。后来鉴定还真是“轻伤”。

外勤民警自修大专，到县里考试去了。所长安排我先查。

这事其实也不难，街道和乡下也就那几辆三轮车，打人者不可能深夜到其他乡镇租车。一个一个地找、问呗！那时办案条件差，没有监控，线索少，但人老实。我总结：也没啥窍，像我们这样没经过专业培训的招聘警察，办案就是靠哄、砰、吓、诈、骗、打。我就利用这些手段，很快找到了那晚开三轮车的车主。车一扣，他老实交代了：租他车的人，是街道上的几个混混。全部抓来，分别关押审讯，全撂了。

但这下可麻烦了。混混们都交代，是计划生育副镇长指使的。说前几天晚上，他们在镇上餐馆吃饭，遇到了副镇长也在那里喝酒，就过去敬了一杯酒。后来，镇长也过来回敬了一杯，又叹了一口气说，昨天被王二杆子气死了，搞的他很没面子。做东组局的就说，我替你教训他。副镇长不置可否，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元钱，放在桌上说，你们这顿饭我请了。几个人守了两天才逮住机会，把王二杆子教训了一下。

这几个人都以“流氓罪”被关了，但事情的真相也很快就传到社会上。王二杆子不依不饶，非要追究副镇长的刑事责任。县里停了他的职，王二杆子还是不行，又请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告到中央、国务院，还亲自上北京到公安部上访，省市更是去了多次。逼得县里没办法，保不住。最后听说副镇长还是领了几个月的缓刑。

晏林养母一家全转商品粮（城镇户口）了。大表弟高中毕业，他说想当兵，这可难住了我。城镇户口只招年满十七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让他先去体检，这是关键的一关，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记得前年送我亲弟弟当兵时，是在另一个乡镇体检，我陪弟弟一起过去，找到了我同学的妹妹，她在医院当护士。我求了她姐姐又求她，她就一关一关的陪同，还好弟弟身体没问题，体检合格，顺利过关。这样我弟弟才去的青岛某海军舰队服役。这次他体检的那个镇我也没熟人。大表弟年龄小，但他个头高，体检顺当过关。

城镇户口的孩子当兵，竞争异常激烈，可以说，这是参加工作的一个“跳板”。在乡镇要想送他走，没一点希望。我到市里找到一个战友，正好他就在市征兵办公室，给军分区动员科长开车，我给他说了我表弟的情况，战友满口答应帮忙。还说，乡镇不好搞，到时候从军分区直接给你搞一个“带帽”指标。

我回家给养母汇报说：我到市里找了战友，战友找了动员科长，科长打了“保票”。战友还说，科长也给我们县武装部长说好了，武装部长前天又去要指标，科长又给了他五个，有一个是表弟的“带帽”指标，不占县镇名额。

到了定兵的关键时刻，县武装部长却没有把指标下达到镇上。我养母直接去找他，回来告诉我：部长说，今年城关镇体检合格的人太多，必须优先照顾县城，所有指标都已分配完毕。

第二天一早，我在电影院门前拦下了一辆班车，准备上车时遇到所长，他问我干嘛去？我说给内勤请假了，还把自己到军分区的真实意图告诉了他。他不屑一顾：“你毬弦不沾蛋弦！我在县城找了几个局长帮忙，都没搞好一个，就你呀？”我苦涩地笑笑：“死马当着活马医嘛！”

我到了军分区，战友也很生气，带我一起找动员科长，科长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打电话给县武装部长大声说道：“给你五个指标，一个带帽，你还能搞飞？先前给了你几个？这五个保一个带帽还保不住吗？”我不知道武装部长说了什么，科长又说：“我再给你最后一个，直接带帽给这孩子，要是这孩子安排不好，指标作废！我把他搞到市里来，从北师走！”

我回去带养母一起到县里找武装部长，守在他家门口一直等到夜里快十二点了，部长才回来。养母一个人进了部长家，我在楼下等。养母开始说软话，打“苦情牌”，讲了自己姐夫是军队烈士，自己怎么在十六岁的年龄，抚养烈士的两个不满三岁的遗孤孩子。两个孩子的工作都是国家安排的，现在这个孩子要当兵，是继承前辈事业。为什么这么难呢！

部长也诉苦说，今年的指标确实有限，你儿子不行，明年再走好不好？明年我保证，一定！你看县领导给我打招呼，叫我想办法安排交通局长的孩子走，到现在也没安排好。

养母听到这里生气了，就说，我孩子走不了，我就上告！哪怕到中央、军委、国务院，我也去。我一定要掀开这个黑幕！这段时间，乡镇供销社的“汾酒”都被买空了，看看到底送到哪里去了？！

部长说，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像你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特殊，定兵是镇上决定的。我保证你的孩子百分之六十能走。

养母又说了很多，部长又保证到百分之八十……最后打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保票，始终没有说百分之百。

养母出来后，我在公路上拦了一辆路过的140货车。我和她坐货车车厢上，路上她给我说，我就不信你百分之九十九的保证了，还能从这百分之一溜走。妈你个屁！老子娃子就是不当兵，老子也不会饶了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县里把指标下达给沟渠镇后，镇武装部也想“截胡”，还到派出所查户口，当然一无所获。听说还去了职业高中调查。

校长模糊地说：“我对这个学生有点印象。”

“那他的毕业证咋是女的改的男？”

“这个，因为是人用手写的嘛，可能是笔误，又改过来的，难免。”

没辙了，第二天就通知到镇上换衣服。武装干事在通知前，把养母叫到武装部，先给她看了儿子的《入伍通知书》，然后叫她写份检讨，

养母说：“我为什么要写检讨？我是反党了？还是反社会主义了？”

干事说：“你在县武装部长家吵闹，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我那是正常反映问题，他长辈是军人、革命烈士，他哥哥是退伍军人，他姐夫是退伍军人，这孩子想去当兵，继承光荣传统难道有错吗？”

“那你也不应该说我们镇上有人受贿呀。”

“哪个说你们受贿了？是那个县里部长说的吗？走，我们去找他对质，任凭我的娃子不当兵也要把这事说清楚！”就要拉干事朝门外走，干事忙说：“好，好，你叫孩子下午来镇上换衣服！”

结果一个字的检讨也没写，武装干事还讨了一个“大不好意思”。

送走了表弟，我算长舒了一口气。

我在派出所的工作慢慢有点起色。连续两年被县公安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市局政治处考察，我被聘为“县公安局招聘民警”，同时转为“城镇户口”。不过我只拿《供应本》买过两次粮食，比市场上每斤便宜四分钱但不好吃。

去时花满城，偏我来时不逢春。我是什么事情都在末尾上赶。就在我转为城镇户口后不久，商品粮户口可以用钱买了，只要你有钱，3000元一个人，你转多少人就行。那些日子县里所有的银行和派出所都乱套了，人山人海，都是从银行取钱交到派出所，想成为城镇人的。

只一天时间，我们镇上两个银行、一个信用社的钱都被取空了，紧急从县里调拨，根本没有钱。再说了，钱都码在派出所也不是个事啊！于是，我们就把钱都放在工商银行里，所有人员也都到工商银行办公，也不下乡办案了，一般小案子都朝后推。因为钱多，人多得拥挤不动，警察既要办公又要安保，维持秩序，忙不过来。

我媳妇也慌了神，生怕全世界都转为城市户口，把她一个人留在农村了。就闹着要我也给她买一个。我说等等看，她就和我吵：“你转了是吧？你现在身份证也是政府街了。而我还是农村里的！”真拿她没办法，我同意买，关键是钱从哪里来？

前几年好不容易才存了四百元，我一直渴望买个黑白电视机，结果前年她弟弟晏军结婚，她全部送给我这个战友弟弟了。我也没说什么，亲姐弟嘛，从小没爹没妈。我们现在全部家底也就1100元，其他的钱到什么地方借？现在所有的银行，钱都取不出来，借也借不到哇！愁哇，真是愁死了！不办，家庭不和，办吧，又没法办。到底怎么办？

我苦思冥想，最后硬着头皮找所长和工商银行主任，三个人一起商量，先交1500元，另外1500元打个条子欠着。等这阵风潮过后我再想办法，能还上最好，万一还不上，就求银行主任，帮忙将这1500元转为贷款。到当年底，我的欠账还未还清，镇上管机关的党委副书记找我，说给我搞个商品粮指标1200元。我哭笑不得，哪里还有钱啦？所以女儿的农村户口我一直放在抽屉里，到大学毕业要拿毕业证，我才给她搞好。

镇上接下来又出了一件事情。文化站站长，用白纸写了一个“文化站”招牌，贴在自己紧挨政府厕所的宿舍门口，并用相机把厕所、文化站两个招牌拍在一个框里，照了一张照片，连同上访信，一起发往了省文化厅，说镇上如何如何不重视文化事业，一个镇的文化站就在厕所旁搞个半间房子，既是宿舍又是工作室。为此，省文化厅紧急下拨了一万五千元“文化事业补助专项资金”，要求地方政府再筹措一部分，建一个新的文化站。市里还对县分管领导和镇上的书记、镇长都提出了批评。

于是，镇上决定：文化站与电影院合并，在原电影院住宿办公的四间平房旁加建三间，楼上再盖个二层。

当时，电影院长已经离职，全家搬到了另一个乡镇生活，另一个放映员调到文化站负责宣传。电影院事实上已经解散，镇上办的，又不是国营，想怎样就怎样。

媳妇单位这种状况，我也是无可奈何，六神无主。媳妇没工作，没工资不说，而且这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媳妇和我商量，电影院不能放电影，我们可以到乡下去放。她打算把电影院承包下来，每月给镇上宣传委员上交一点钱。宣传口，空架子，他管的文化站、广播站、电影院没一分钱的经费上交，他搞接待，连烟、酒、茶水费都要靠管机关的党委副书记批。

年轻嘛，还是有点胆量，想到什么就立即实施。我就和媳妇一起去找宣传委员说这事，他当然很高兴，本来电影院内搞基建，不能放映，放映厅没人管，设备和桌椅板凳容易损坏，我们愿意承包管理，他每月还有点收入，起码自己能做主接待一次客，何乐而不为！

我和媳妇商量的是每月交个30元钱，但宣传委员想按年算，一年五百，最后商定每月40元，一次性上交半年240元。由他去给管机关的党委副书记做工作。电影院当时就是个包袱，甩出去更好。镇上同意了，宣传委员就安排媳妇和文化站签了一份《承包合同》。

我们就搬到电影院门厅“小耳房”住。我也安心在派出所上班，孩子有老妈在老屋那边带，媳妇每天早上一个人到县里租电影片子，晚上也是一个人骑车跑到乡下去放映，回来都后半夜。近的话，我就带上招聘的弟兄去接一下，远了她就住乡下农户家里。

搞了没多久，电影公司晏经理带着管理站的人一起到这个“镇办影院”检查，我就私人请他吃饭，宣传委员陪同。喝酒的时候，聊天聊到我媳妇父亲的名字和他只差一个字，他开玩笑地说：那你还应该叫我叔叔啊！俗话说，不叫你屙金尿银，只要你见机生情。我马上“见机生情”，顺杆爬，端着酒杯站起来说：“那我敬叔叔一杯！”他很爽朗地与我喝了一杯酒。

后来我只要到县城办事，就往晏叔叔家跑，媳妇也是去拿片子，顺道去叔叔家里看望一下。老实说，他们一家都是好人。我们没有给他买过任何贵重东西，根本就没送过礼，也就是逢年过节带点土特产，但他们总是好酒好菜地招待我。我最喜欢吃蒸猪脚和米粉肉。只要我去了，叔叔就打电话给食堂：“给我留一碗蒸猪脚和米粉肉！”我给叔叔说，想请叔叔帮忙，把媳妇从镇办电影院招到县电影公司。他笑笑：“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单位。”但还是答应说，慢慢想办法。

有一天晏叔突然打电话到派出所，给我说：“叫晏林马上把镇电影院的工作辞了！有一个机会，叫她到县电影公司管辖的吴营镇电影院报到。”晏林去找宣传委员，他不同意，说合同没到期。我又到镇工商所找我四表姐，她已经从教育调到工商局了，就和机关副书记的老婆在一起工作。当时表姐脚有毛病，就不能下地走路。没办法，媳妇用自行车把四表姐推到镇上去找副书记。说好了才解除合同。

送媳妇去上班的那天下雨，正好赶上镇委管政法的副书记到县里办事，我就让媳妇拿着被子行李搭他的便车。谁知半路翻车了，路太滑，还没到县城，212吉普车翻到公路坡下，幸好被一颗大树挡住，人都没事。媳妇又冒雨拿着被子行李，像逃荒的，拦班车到了县城。后来被分到下面吴营镇电影院当会计。月工资定的55元，有下乡补助。

第二年开春，媳妇还没转正，就赶上了基本工资翻倍，加上下乡补助月可以拿到130多元了。而我的工资还是45元。每月出差车票，在我们四人的“办案经费”中报销后，大约还能分10元。也就是月工资平均能拿55元左右。

我那时最想办的就是两件事：一是钱，二是夫妻两人中先搞一个人转正，将来老了能退休，有个吃饭的保障。

当时媳妇说，想买一辆自行车。我就在派出所无主赃物中，选买了一把野马牌棕红色28轻便，找街道上唐师傅修好后和新的一样，。连买带修花了我一个月工资，骑行55公里给媳妇送了过去。

紧接着，就开始办理媳妇的招工手续。文化局一把手签字后，我就从老家买了100斤大米坐班车扛到县城算是答谢。然后到人事局办理“增人卡”，却遇到麻烦，说超龄了，要补交3000多元“社保费”。我当时哪里有钱啊！了解到管这个“增人卡”的科长是在吉林当兵转业的，我马上想到了媳妇大爹也是从吉林转业的，连夜从老家赶到县城，找到他大爹后，凉了。

大爹说：“你找我没用，我们是战友，但你小妈转回来时，他要2000多元，我不交，还和他吵了一架。最后还是交了2000多元。”

这可咋整？我就问大爹：“这人转业的时候还在哪些单位干过？”

大爹说：“据说是在教育局上过班。”

我想到县政府文书科长我同学，就是从教育局调到县政府的，一打听，同学与人事局这科长关系还不错。他帮忙打了一个电话，我又回去把媳妇年龄给小报了六岁，这才办好了“全民合同制职工”聘用手续。转正后定工资没升反而还降了十几块。

小孩子上学了，但学习成绩跟不上，越来越差。孩子姑奶奶就说，这不行啊，孩子天天想妈妈，没心学习。可我那时还有点怕带孩子去看她妈妈，去就得坐车，一坐车孩子就晕车，好可怜的。她是上车晕，下车晕，晕车就吐。55公里的路程，女儿走一路吐一路，越高级的车她晕得越厉害。看她晕车的样子我自己都害怕，那种难受的心情无以言表。

有一次女儿上了班车就晕车呕吐，我怕弄脏车厢，只好拿自己帽子给她接住，吐出来的味道实在难闻。车上的乘客都抱怨我一大早就给这么小的女儿喝酒。我在十分苦恼的时刻，还写过一篇散文叫《娇女晕车》，发表在报纸上。

我想叫晏林每星期回去，可她根本就没有星期天，甚至没有节假日，越是节假日她越忙。就是有个休息日，她也懒得回老家，她认为那是她的伤心之地。

刚参加工作，她很兴奋，休息时间，整天和同事就跑到其他国办电影院，花天酒地，还经常喝醉。有一次电影院请全镇村书记主任吃饭，四桌，都戏耍她，让她“打圈”，她真的就端起酒杯，四桌客人每人敬一杯酒，喝了一斤多，回到宿舍吐了一夜，搞的胃出血。我很担心，就想，要不，把女儿转到她那里上学？对她有些牵制。转去上学可以，但谁带女儿？她天天在农村跑，谁管孩子？这么小，又不能独立生活，都是问题。

其实，媳妇也想叫我们都转过去。吴营镇派出所长的老婆，原来也在电影院上班，和我媳妇共事了有好几个月，还请媳妇到她家里喝过酒。前一段时间突发脑溢血离世了，媳妇前去祭奠，私人送了花圈，还拿了20元钱。媳妇和所长说了我的事情，所长说，招聘民警不存在跨乡镇调动的事情，只有原乡镇辞职，到新乡镇重新招聘。但现在全县都不能再招聘民警了。

我就跑到刑警大队，找到管刑侦的副局长。副局长说，招聘的民警不能跨乡镇使用啊。不过，当时副局长还是给吴营派出所长打了电话，说的情况都一样。刑警们和我都是老熟人，还和我开玩笑说，媳妇招工转正，你怕她跟别人跑了，不要你了。经他们这一开玩笑，我当时也还真有点担心。

人生啊，为什么这么难！我不想“鱼和熊掌兼得”，难道就不能两全其美吗？

【作者简介】张爱民，湖北省襄阳市作家协会，谷城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华文原创小说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