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河北省新海县大赵村，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侦察会议，枪声突然打破了屋内的讨论。黄骅、陆成道等多名干部当场牺牲，警卫人员也未能幸免。制造这起惨案的幕后人物，正是当时冀鲁边军区原负责人邢仁甫。
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内部冲突。它的背后，是一名抗日武装领导人从建功立业到拒绝交权，再到勾结敌人的彻底蜕变。
邢仁甫早年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后来经人介绍参加革命，在地方开展兵运和抗日宣传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群众，参与创建抗日武装，凭借熟悉地方情况和善于组织动员，队伍很快发展起来。
抗战初期，邢仁甫确实做过不少实事。他率部袭击日伪据点，攻占县城，开仓救济群众，惩办汉奸，部队一度扩大到数千人。在冀鲁边区抗战力量尚未稳固的阶段，这样的战绩有现实意义，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较高威望。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队伍壮大、地位提高之后，邢仁甫逐渐把个人威望当成了长期占有权力的资本。他不再满足于服从组织安排，而是把部队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上级决定阳奉阴违，对内部监督极为抵触，生活作风也日益腐化。
1942年，日军对冀鲁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斗争异常艰苦。邢仁甫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坚持敌后斗争上，反而在海边寻找孤岛，修建所谓的后方基地。战士和民工被抽调去修房屋、筑工事，岛上的设施却不像临时隐蔽地，更像供少数人享用的安乐窝。
有人提醒他，敌人正在扫荡，这样做会不会影响部队行动。邢仁甫的态度却很冷淡：“打仗自有人去，我有自己的安排。”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概括了他已经发生的变化：前线的危险由别人承担，权力带来的享受则由自己保留。
军队不是私人家产。随着中共中央加强根据地整顿，红军干部和地方老干部陆续进入冀鲁边区，组织上决定调整领导班子。黄骅奉命到任，承担起整顿部队、加强纪律和统一指挥的任务。
按组织原则，邢仁甫应当交接工作。但他不愿放弃既有权力，既不配合，也不接受监督，还试图利用旧部和亲信制造阻力。黄骅的到来，意味着冀鲁边区不能再由个人说了算，也意味着邢仁甫经营多年的特殊地位即将结束。
矛盾最终走向了最危险的一步。
6月30日的会议上，一名自称周云洪的人携介绍信进入会场。会议接近结束时，冯冠奎带领军区手枪队闯入，突然向黄骅等人开枪。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现场猝然失控，凶手随后借助夜色和青纱帐逃走。
黄骅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和他一同遇害的，还有陆成道等多名军政干部及警卫人员，共有八位同志在这次事件中遇难。消息传开后，冀鲁边区军民震动，部队随即展开追查，邢仁甫与案件的关系也逐步暴露。
邢仁甫明白，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在根据地，于是携带家属和亲信逃往天津，企图投靠国民党。国民党方面并未真正信任他，只是把他当作熟悉冀鲁边区情况的工具。此路不通后，他又转向日伪势力，担任所谓“剿共”武装的头目。
从抗日武装领导人变成侵略者的帮凶，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完成。早期的功劳没有成为他守住底线的力量，反而被他拿来为个人野心辩护；组织的信任没有转化为责任，最终被他当成谋取私利的筹码。
投敌之后，邢仁甫向日军提供情报，参与反共活动，给冀鲁边区军民造成严重危害。他还炮制《效忠天皇》《剿共灭匪》等文字材料，公开为侵略者效力。昔日曾经攻打日伪据点的人，后来却站到了日军一边，这种反差，也让他的叛变显得格外恶劣。
1945年8月，为纪念黄骅，新青县改名为黄骅县。这个地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纪念安排，而是对那场惨案和牺牲者的历史记录。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邢仁甫被人民解放军捕获，随后移送山东审查。经过调查取证，他指使部下杀害黄骅等人的事实得到确认。1950年9月7日，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万人公审大会后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从抗日功臣到叛徒罪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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